论自由新诗创作的“自由性”
◎李长空

【摘要】自由新诗的自由性，是以诗歌的共性要素为创作前提的。只有遵循诗歌创作的基本法则，在共性要素的必要限制中，它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由；绝对没有限制的自由新诗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难以成其为“诗”，这是“自由性”与“诗”的艺术辩证关系。
【关键词】自由新诗；“自由性”；自由性。

一、关于自由新诗
自由新诗是现当代诗体中的一种，19世纪末20世纪初源于欧洲，其特点是诗体结构自由，段数﹑行数﹑字数没有一定规格，语言有自然节奏而不用韵。一般认为，美国诗人惠特曼是自由新诗的创始者，代表作为《草叶集》。五四前后，自由新诗开始在我国流行，如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李金发的《弃妇》等。
自由新诗是新文学领域中的先行者。五四运动前，旧体诗词充斥着腐朽气息：在思想内容上无病呻吟、言之无物；在诗体形式上顽守着陈腐不化的格律。“形式与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28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和复杂的感情……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七言五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1]。于是，在语言问题上，胡适把文言诗词和自由新诗弄到了生死对立的地步，而这一主张，又成为了后来自由新诗创作的经典理论。
由于自由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流派纷呈、风格多样，甚至彼此间形同水火、争论不休，无法构建其审美规范并达成审美共识。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在“瞎子摸象”：触其牙者言象形如萝菔根，触其耳者言如箕，触其脚着言如臼，触其脊者言如麻，触其腹着言如瓮，触其尾者言如麻……而且都以自己摸到的是正宗，再不愿承认或包容其它。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自由新诗的随意性愈演愈烈，你方唱罢我登场，诗人们的精神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时尚、喧嚣、庸俗、腐烂的方向，大家一味地“先锋”，一味地“解构”，一味地摧毁传统，一味地拉帮结派争先恐后做伪证，于是伪命题、伪概念、伪诗及伪诗人充斥着当代诗坛，大白话（如梨花体、羊羔体、口水诗）、大黄话（如垃圾派、下半身）、大黑话（如先锋派、晦涩诗）流行自由新诗界，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令读者敬而远之，极大地阻碍了它的健康发展。

二、自由新诗的“自由性”
自由新诗在新文学思潮推动下，摒弃了僵死的文言词语，扫除了旧体诗词唱滥了的那套封建主义的审美情趣，走上了诗体解放的道路，其产生与发展是适应着时代的呼唤的。但是，“由于急切‘求解放’的历史情结，也由于文言向‘白话’转换过程中现代汉语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20世纪中国诗歌虽然在20年代出现过‘新月诗派’那样的集体试验、磋商诗歌格律的局面，但格律诗与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格局并没有真正形成。而作为主导形式的自由诗，在急于替代古典诗歌的语言体系和形式秩序时，又对‘自由’与‘诗’的辩证关系存在着不少误解，影响了现代汉语诗歌的美学探讨和形式规律的探索。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基本形式背景的诗歌是文类模糊、缺少本体精神的诗歌，偶然的、权宜性的诗歌，是无法被普遍认同和被传统分享的诗歌。中国新诗的发展最终还要回到自己的美学议题上来。”[2] 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