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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刚专论杨然:贫困时代精神世界的诗化拓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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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刚 来源:《中国诗歌》 责编:姚园、醉东风、黑马、飞雨 日期:05-08-03 17:38:40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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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刚专论杨然:
贫困时代精神世界的诗化拓殖 ——论杨然的诗歌创作
钱刚
走近二十一世纪,诗歌的发展由“多元杂语的混声喧哗”归结进庸俗化平静(走向了意义/价值的话语失语)。但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朦胧诗运动”,“第三代”以至其后喧躁的“占山为王的运动”中国现代诗歌经历了着极其深刻的变化,造就了一大批诗人,其中四川诗人杨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巨制《寻找—座铜像》、《人民万岁》震动诗坛。但因其始终游离于现下诗歌的“先锋主流” (其实这种先锋只是温温吞吞的自慰行为)之外,受到流行式理论界的普遍漠视、疏离。与杨然在创作实践中对现实世界的强烈关注引起的读者关切存在较大的距离,使诗歌的实践创作与理论阐释产生了障碍。因此对杨然的创作进行了一些疏理,将有利于在当下这个消费文化时代重构精神价值取向和精神世界的诗化拓殖,努力使执着于灵魂书写的诗人获得较为公允的提升进行。 综览杨然的创作,从中可以体验到诗人在笔下对现实尘活的强烈指涉和愿望式改造,从其诗歌的抒情选材和意境内质拓展上是与同时期扬名的诗人相异的,他将诗歌的话语予以历史化、崇高化、智性启谕化,强调了对中国传统诗歌新的探索和建构,从而在对同时期的“第三代”诗歌语言的汲取改造,选择了一种比较模糊/非明晰化的写作,使自己的创作走向中庸/中度写作之路。杨然在自认的言说中倾诉焦灼、热忱、思索、忧患、履践着诗人的时代使命,发出“灵魂的声音”。“真正的诗人应该是唯一性、个体性、存在性和写好诗的个人主义”。杨然始终控制诗写内在独特的节奏,在观照历史/现实中发现现实感,并先验现实/先发出声音,在前意识的语言操纵下,构筑着具有传统强大生命力的美学结构,更大程度上获得广泛的思考性。我们知道,诗歌文本是一种自觉的现实潜经验书写,表现了现实美的磁力和丑的审视,寄托着人们对面临现实诉诸的种种情感和多重复杂心态。就杨然的个体扦与而言,他努力求借诗歌这个载体,用语言倾叙自我现实生存体验,努力使个体经验成为众体审美趋向,用现实的感觉意象来复写现代生活的现实点滴,片断、折射忧患、因难意识。从诗歌视点辐射现实生活。 时代的对话和内心异向的语言独白,赋于诗歌展显现实内省的智性力量,传统价值下承负历史责任感“真、善、美”的美学思想构建,使杨然在传承了传统中广泛的诗美特征基础上使其不断地有所发展,将自我在场与历史想象融合在诗歌中,具有了现代审美感和丰富的文本意义,通过传统与现实之间的互相质询、拷贝与预言,发出自己思想的声音,表现着社会现实在诗歌意义中的微技细脉。探究杨然的创作,利用精致的语言构结现实表达,形成思想性的诠解触点,从而在诗歌想象与现实摹写和移动和距离中获得崇高感,使诗歌超越其文本具有终极的信仰功能。 杨然从这种富含目地性的情感诉说中,竭力使其创作拓展历史凝重感,通过对现实的诗化摹写折射对生存伏态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他诗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回旋,现实的主观关照。通过现实百相的诗化提炼诉诸于欢愉、忧郁、感悟等种种情感,把读者带入一种深入的思考,使读者从作者瞬间情感的经验性表达、内心对时代的把握中获得解析现代社会人义情绪与精神缺失——寻求力量源力。达至批判现下人文关怀缺乏,精神异向损毁,思想平板,机械的状况,建立诗人的三民世界(即寻求诗境与现实中的民主、民愉、民美的精神架构)而给世纪木的诗歌捎来清新,壮美气息。 正是由于杨然在书写中始终把握了文学作品应该反映与观照现实生活真实感这一创作圭臬,而又遵循创作实际勇敢担负起时代责任,在现实意识中带领着思想与表达创造着时代性价值和未来秩序。将自己的歌吟价值紧紧的与传统美学价值承载联系在一起,“诗歌是人和大自然发生交流最精华的反映。绿化、美化、梦幻化、灵感化与情感化,人的生命有水、有血、有酒、有汗、有茶,诗歌把这一切精华诗歌化。……只要个人充满激情,冲动,冷眼看世界,严肃的剖析与深刻的思考。借助于突来的意象,抒情,惬意歹毒的快感,奇妙的感觉和过瘾,只要自己首先被感动,欲吐为快,狂热、迷恋、留恋往返,还是什么会比诗更强烈,更满足,更自由和更开放的方式呢?”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杨然的创作中便融入了更多个人自山的抒情链,通过个人的思维契入历只崇高,时代责任的传递上,形成真诚,感情强烈的生命书写与本真诉况,将自己的目光注视在广博的大地上,进行着智性的思索和灵性的书写,触抵内心的完美,统一,体验到诗歌的震撼,造就了一颗诗魂透明的诗者。 杨然的诗歌表达了厚重的“乡土情结”,表现出对于乡村的深切关注和巨大创造力。他用自己的视角不断地咏叹着乡村具象和幸福向往,用信手采撷的青草、疏菜、田园、斜江村等散发着浓郁乡土气味的符号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向,体验着生活所赋于的悲喜哀愁。用笔呼唤着“真、善、美”。以关注现实尘活中乡村具有的诗美意义,凸现审美情趣,寻找一种固执的历史母体交替着历史转型期中国的动态化(当然,这种思考基于乡土情结的朴素体察,拥有了极其深刻的内蕴力)把握乡村“美的”热情,在诗歌意象的不断深入中渗透兴奋,激昂的精神动感,显现出传统的“士”对土地的基本态度。 “乡村是越来越被别人瞧小起与我周围生长的/也尽是那些蔬菜,而不是钱/我难得和别人一起喝酒/……我乃是中国最后一批乡下诗人/人们都纷纷涌进城去了/而我还在,还在这里/这里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镇/……《乡村最后的诗人》以字里行间贯穿对乡村的敏感和热爱,凝聚着对乡土的历史情感和精神直觉,在对乡村灵魂书写的同时坚决了主人式赤纯的固守心理。”十年前来到小镇,深入古典的乡村《我在小镇》“认定一块土地,站着唱歌/放飞染色的香气放飞谱曲的鸟影/去健美果实也健美爱情/去翱翔记忆也翱翔精神”《预言自己》继续着深髓的乡土理想,厚重自己思维中的农业意识和土地文化根性/恋土心理。发出灵魂的歌唱,赋于乡村“母性”的胸怀和力量,是在痛楚中挖掘着民族文化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领悟,是指向中国未来的大预言。乡土性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具有内在的精神质力(这一点是和其他同时期成名的诗人有相当大的差异和距离的)当然,这种刻骨铭心的情感深层又隐伏着对于乡村被日渐异化的焦灼和不安,诸如“这里有人靠种菜出名/有人靠酿酒出名/有人靠打架,有人靠养鱼/有人靠杀猪/有人靠残疾/也有人靠告状,也有人靠赌博/也有人靠当官,有人靠乞食……田野被城市的魔影侵害得越来越历害” (《乡村最后的诗人》)用相对保守的态度表达着对工业化发展的忧虑,一方面用这种态度坚守自己作为“乡村诗人”的操守。挖掘了民族文化和对文化内在的领悟,(“乡土性”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具有强烈的精神质力的价值化内容非在性,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洞悉中国文化本质)。 在杨然的创作中,对于“乡土性”的追求积淀愈深就愈显示了对城市的拒绝,(在杨然的大量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对城市的拓殖和艺术摄入,这种取向度在中国当代诗坛十分少见),对“乡土性”的苦心经营、构建、拓展和城市工业化对乡村的侵入不可避免地使杨然的诗歌中出现一种边缘感。这种潜在异向历史的精神驱动,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挑起了优良的担子,磨砺出“生活的金子”。 杨然对城市怀有的“收摄隐匿性憎恶”使杨然的创作缺乏对城市的融合和自在言说,在“大价值”创作中隐藏了与和活相关联的现实背景,杨然是从城市走向乡村的(缘于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并且扎根乡村,相较于其他同时代诗人的不同经历使杨然从童年、少年的浓郁感伤中扑向乡村的温暖和母性理解中,娶妻生子,在乡土传统中,听着“天然的风”感觉到了超然、宁静,这种与历史记忆相吻合的“统一”滚入了杨然的血脉,丰富着他的内心世界,也使他纯粹的成为自然性的“乡下人”,在他创作中植入独特的审美,以“乡下人”的身份参与到诗歌生活中,使自然性通过语言暗示出未来的东西。 在杨然的笔下,大量的斜江村、野豆等意象反复地表达对乡村的内心示意和纯朴的生活形成的眷恋,从这里发掘于更深一层的历史,道德的传统情结。从上而言,杨然更具备了中国古代“士”的风骨,在对乡土的澄明,代言中,自觉的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根基化中。 杨然对于时代使命感的倾注构成了创作的“杨然特色”,使用反复的大量的彰显生活,日常行为中富含着的艺术历史的真实感和智性力量,融合进时代的空间张力,展现时代性视界,从而形成人文主义关怀。 1、历史崇高感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创作倡行价值多元,诗人、作家大多追求解构历史,虚化,扭曲崇高,对现实涉入进行荒谬化虚使,使历史本来面日遭受到打击。杨然则逆流行而行文,用自己的语言叙述还原历史,重构历史崇高感,循序历史的阅读效应场开拓历史经验的美感,从而在个人心理与社会化中间找到最佳契合点,从历史崇高中觅求诗歌的母体和诗写地基,呼唤出历史意识的价值感,从历史价值的崇高感中得到现实的反思,背逆。“许多名字来登长城/许多草介的名字,来自于源远流长的百家姓森林/用刀的方块步伐,猛踢古砖/在小是皱纹的中国筋上,刻下浸出白色的皱纹/我们不是好汉,却在长城扮演好汉/剜中国脊背的肉,给自己的姓氏细胞贴金/用汉字,啃缺无数汉字咏叹的古代奇观/用无法流传的名称啄烂永远流传的神圣名称/许多含笑的名字竟是恶毒的锋刃/划破母亲的肌肤,划破未来少年遥远的吟诵” 《登长城》以及其他如《忧患地球》、《一颗树与一千平方公里沙漠》等充满忧患伤感的篇章,真切的在历史性对照出现代性深层思考充分表达出历史代言,使诗歌具备了深重的历史崇高感和责任感,在现实的涛声中发出强烈的震撼力。 2、历史未来的预言 杨然对于历史的观照和深情抚摸放射了一种历史感期待/对历史未来的预感,他的书写充满现实对于时空光芒的摹写。显然,在他的笔下历史是一种能指状态下的所指力量,从历史中采撷着智性,从现实中挖掘出可指片断进行的有效书写。“这座空城是一千座繁荣的躯壳/沉重又虚无,把远古守望/它思念一位姓左的将车/还没有把柳树植完,就远远地走了/留下这座庞大的历史骨灰盒/把满城白色漩涡匆匆驱赶/天地间,汹涌白色的冲动,白色的浩劫(《地平线之圆》)”在环境意识的驱动下对生态保扩方面的不足进行了无情的鞭揭,以“而沙漠梦见天空是一颗巨大的树/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杯悬空的清茶/一杯杯柠檬色的纯度/……”表达一种焦虑后的渴望,正是通过这种历史模块/未来预言的大手笔写作和语言的倾泻迫使读者进入现实环境的清醒状态,深入的警觉和反思。这种强迫存在了某种时空超越性,使历史与现实之间对话,将更多的关怀投入到人类社会中以严肃的视角洞察历史性价值,以历史切入现实而认知社会进而预言未来“我站在空洞的黑城子中央/眺望东西南北的迷茫/沉默春夏秋冬的苍凉/小小的心,格外沉重/如一座重见天日的古钟/敲响智慧,也敲响忧患意识/寂寞的黑城子,因为我的敲响/而泛起一层层忏悔之音” (《黑城子》)用近距离的个人心理抒写,而使其写作的历史未来预知感进入深层审美体验。用历史牵涉现实的正题,使其书写在阅读/审美层面上获得充分有效的对现实的影响力,进入典型的知识分子哲学书写对现实生活的最终发言,构成杨然历史性书写中重要的一笔。 当然,这种历史未来感预知书写在最大程度体现了诗人的历史反思精神,在书写中以对历史的反刍切入到现实语境,从而感知未来,形成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藉于使命感和时代感,使杨然坚决地强调内心体验和现实感,用他的笑来书写他所需要呼唤的东西,从而照耀时代的灵魂,他处于对时代的意识性关怀中,创造着自我生命感悟,坚决地拒绝为名利、金钱的写作,勇敢地为时代代言,这一点既不像某些诗人的避离时代,逃离“时代大生活”的“个人私语写作”,也不是当下轻浮人们一味的“下半身” “阳具” “裸露”写作,而是通过诗作向我们丰富地展现出时代内容的包融性,写出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生活和情感历程,用自己的时代责任感毫不客气的对漠视性,时代性的“下半身” “阳具” “裸露”写作进行了反驳和回击,使时代性得到了全面的昭示。 3、灵魂的执着书写 (一)、真善美的追求 杨然用二十多年的灵魂执着书写,追求着“真善美”的抒写理想,他用普通人的情怀,在诗歌中深入灵魂的触角,一如既往的关怀作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它在历史、现实之间追求着“真善美”的表达,他竭求“真善美”的创造中,他不以“真”而放弃“善”,不以真而偏执于“丑”,而是表现着“真善美”的完整性,他在诗中对真的抒写就为了对美的最终确认,“以诗歌为命运之神,在诗歌中寻找永恒” (杨然语)就是为了寻找对于“真在的”价值确认,以使真善美的统一获得历史的炼金、检验。 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是获得人格提升的重要仿写,他用对真善美竭力表达将个人价值融进人民群众价值的追求上,对于人生意义有了一个明确的哲理性思考,是诗人对时代主题的主导性精神把握的升华,高扬着民族传统道德精神,这是与现下“下半身写作者”和“裸体白痴者”有明显距离的,因而显得独特和可贵。 (二)、情感扦写 杨然执著于情感抒写,用极大的真诚融入亲情、爱情、友情和对人类的普遍关怀,他用内心的体验寻求着对情感的呼唤,在瞬息万变的社会背景下,她忠诚地讴歌着一切富有深情的“仍在写诗,也仍在忙/是两条脾气相投的鱼/总迷信情感/守着儿女情长/” 《给瑞生打电话》不管你是农妇还是女工/纯粹凭了分娩和哺乳/我们就叫您母亲《母亲》 “千千万万父亲中,最平凡、最真实的一位/父亲我们送您远行!” 《父亲我们送您远行》,在清新的情感热忱中表达着最平凡而动人的心弦,形成了情感的现实性理想境界/朴素情感。 正是由于对人类的朴素热爱使杨然的诗歌中充满了亲情、爱情、温情,从而显现诗人在消费社会、商品时代所具有的独特、强烈、深厚的感情,表达出了爱、恨叠加在诗人整个创作中,凸现着先礼的道德魅力。 (三)、灵性追求 杨然追求一种自然化的、天真的灵魂追求,他用严肃的直觉创造着灵性的无限意义,寻求着诗性纯粹和灵性活力,通过直觉与爱涉及时代的显现,培养着属于内心、人性、人道的纯洁,在这种追求中,他自觉的扬弃了语言的强指功能,而使其更加内心化,感觉化,从心灵的本身与语言达成一致,而不是为了抒情进行经验再造,通过情绪化的表感而形成灵感摄像,显现了对个人化的充分尊重,通过对个人体验的提炼,将灵性展入时代背景下的生活世界,从抒歌单纯的书写中融进社会价值极限的传统领悟中。从而达到了真正的诗歌愉悦和灵性沉思,充满着自我净化达至社会净化的终极目标价值。 (四)、经典要求 凭借着自身的稳感和美的把握成为恒久的超越,杨然的诗歌在新诗百年的探索中,无论从其表层书写以及深层情感的表达中,总呈现出一种对诗歌经典的不自觉追求,他从母族文化和传统内涵中感受领悟,创造着一首首精美的作品,凭借自己对诗歌的真诚,排除诗歌之外的繁华娆娇,以内心言况为重心,以诗歌的情感思维表达及对社会以至世界的审美认识和再现。他说:“我需要更深远的眼睛,更高大的灵魂/于是望这境在一夜之间捕捉到失踪的新星/过去完美的东方之瞳,封闭、圆满,而又自我陶醉/现在,惊醒了,渐渐的一点点的向远向外,正奔/……/人民啊,他心中的路已不再是几杯啤酒,几张纸巾/他梦中梦见满中国的威严,东方的神圣/……” (《人民》)在一首诗中几乎融进了诗人的种种情感,并将这种情思整合成审美意象,用这种明确的现代汉诗创作,转化着自己的意识自觉,获得广泛的认识,我们可以在许多场合听到《登长城》、《东方恶之花·围观》、 《一棵树与一千平方公里沙漠》、《寻找一座铜像》、《空空的青春之碑》等诗篇极广泛传诵,都是因其内在的、含蓄的深刻内涵其诗作在听觉方面的美妙效果,获得了现代诗人极度缺乏语言光芒,不仅超越了传统诗人的,自抒不蕴的痼疾,而且又无现代诗人的粗砺,媚俗而形成了新诗期诗歌的精典之作。 在我们对新诗的怀疑和质问中,杨然的诗歌创作的深邃、活力以及诗歌所表达的隐涵社会指涉力,使社会所指性在语言的能指层面上滑动,从而达到了语言的人性关怀,凭借诗歌的稳感和美力,强经典所能,创造出诸如《寻找一座铜像》、《人民万岁》等精典巨作,而满足了读者对经典的需求。 (五)、语言能力 1、对传统的美的价值 杨然对语言有很强的驾驶力和创造力,以中国的传统民族智慧和写作中情思的化合,呈现出明澈的传统美的感悟价值,他并未用现代诗人的西方美学价值观来梳理自己的情感,而是以中国民族传统融入现代诗学创作进入现实生活和世界,“人民啊,他心中的路己不再是几杯啤酒,几张纸巾/他梦中的梦充满中国的威严,东方的神圣……/让世界充满新的阳光、新的传统、新的信仰,啊东方!”《人民》、《想海》等作品以及他的全部作品都植根在民族本土的感性生活背景之中,深深的融入在人文关怀和传统意识中,挖掘(甚至可以说是依赖)传统的审美内涵,展示在自己的生命感悟体验之中,在传统的诗学之悟中达到现代诗学书写试图完成传统诗学的现代言语转换,使其作品具有极强的感受力和穿透力,而是读者感受到相对同质的传统再现,真正地体会到美的智慧享受,在内心深处得到了审美心理震动。 2、抒情性 杨然的诗歌极具抒情性,他用自然的内心敏感,热情地讴歌着对美的向往追求,用诗的美的光辉启示着世界的本质,用自然的人化将一切沉思纳入“诗歌本质”抒发着自己的情感,这些情感是梦幻性的,充分了时代忧患意识,如“守望在高原的门口/我便看见了一种灿烂的孤独”。《黄土高原的向日葵》将一种粗犷纳入美的范畴,我“最怕轰炸机转头来!把我的梦炸个粉碎”《我梦见轰炸机》以及《仰望尾空》、《在初春周末读一部世界史》、《柿子树》、《紫色的云》等大量篇章抒发着诗人对生活的真切感受。战争的忧虑,对土地的热爱,对爱情的记忆,将自己的心灵坦露在阳光下,抒发了美的精神主导和时代心灵,从而形成了抒情基调。 当然,我们同样也看到了杨然的某些变化,这种诗歌属于他近期的创作(大约在1998年至今),尚未收入其诗集,诸如《石头、剪子、布》“ 说谎是龟孙/做假是大众幺儿” 《测谎仪》“这是一台奇妙的仪器/……因为我句句是假话/因为我戴的是假发/因为我身上揣着录音机/”,以及《投票》等都在貌似直叙的外表衣下表达强烈的抒情性,某些程度上表现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将会使他的创作纳入更多的元素,使他的传统诗学观和西方诗学理论得到沟通,产生某种写作有效性,这种接受将使它史能把握时代的本质,使诗歌获得更大的发展,创作出更多的经典,以最终抵至书写的顶峰。 自然,在诗坛的繁荣昌盛中,杨然的诗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在进行着某种程度的先锋领会,首先在确认了中国诗歌的偶像印象之下,使诗歌更宽,一种自觉性使思考低程度的进入“个人化书写”,平面叙述从表面上看是通过表面的行进,作用于时代隐证,诸如《渴望打仗》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融进了一丝区别于其原本的言说,在无意义割裂式叙述背景下用戏剧化抒写和思辩互入介入质疑话语史构着历史人文精神,并且在可能的指涉向度写着深含历史因子的文化语境,用自己的探索寻找着诗歌语言方式的重铸(注意:使用重铸在于说明杨然诗歌在语言变化的有限是依赖于其对历史价值和传统的无限热爱,独特感受形成了普遍复制,面对着社会荒谬、张惶、怀疑进行一定的深层探索,从而使读者得到了一种精神消费) 在这种变化中,杨然逐步地在消解“语言的共同认识”和“群体表达”而使依赖于在表面层次上毫无隐蕴的浅层叙述“在一个残酷的早晨/诗人杨春光发现一切空空如也/房内除了死亡,唯有诗歌/老婆走了,官位走了/……”他努力以其在场意识/表面言说,达至对读者的共震,通过叙述来表现微妙的个人情感,形成了内在层次上的解构能力,表现了对话语结构某种程度上的关注,从而形成了现实形而下学的语境感,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这种精进力充满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力,在哲学价值上形成了较其以前有“大不同”的写作倾向而接近于其在上述诗歌提及的诗人杨春光的历史性,但这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史具潜化于历史的文化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表达着其对先锋者话语远距离的拥抱,主动地迎合诗歌的时代发展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积极探求世纪末情绪,用无意义的叙述深入时代性,而形成史具能指价值的深层需要。但是基于杨然的精神,诗歌理想和对传统的积极回应,显然使杨然的这种变化更多的溶入传统基因,变化之中,杨然展显着刚烈的传统美学价值观念,显示生存所具有的传统的拓殖性,使其不致于遭受更大的破坏,而杨然也自然地高蹈在这种写作模式中,在生命的本真和寻常生活的真面叙写中寻找着涛性谛听和发言,表达着自己的独立尘活权、发言权,仪其在潜心的传统意识创作中得以达全多元能动和开放互动,让创作的精神之源更加丰富饱满,在更为开拓的诗歌视野中扩展着自己的潜力,而抵至诗歌的精神整合和抒情经典。 诗歌尤其强调了唯一的、独特视角的语言说“文学的生命从来都羁系于个别性,文学赖以生存地和得以流传的依据是作家的个人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即体现在内容的涵容量与表面生活的深刻性上,也表面在艺术表面力的强震和作家的艺术个性上,正是山于杨然在诗歌书写中对生命的深入关照和独特体验纳入生活的原本复写中,用平常的、朴素的素材打制出经典的(这一点在杨然诗歌被传抄和朗诵中得到充分的确认)精神食物,这是杨然作为一个灵魂书:写者的成功和追求。 在杨然的作品里体验或许都能够找到生所子以我们的某些经验、良知、关怀、愤怒,正由于此,我们便可以毫不掩饰地迎接朝阳的升起,聆听杨然更加热情、独特、个性的歌唱,迎接一个真实、巅峰的杨然,正如上帝在俯视着大地,他也即将俯视诗歌的经典。 (作者介绍:钱刚,生于1975年11月,诗歌写作者、评论者,系中国空房子诗歌流派重要成员之一,现任两家诗歌网站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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