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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亮评论： 杨然：“幻灭”母题的终结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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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亮 来源：《中国诗歌》 责编：姚园、醉东风、黑马、飞雨 日期：05-08-03 17:08:04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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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然：“幻灭”母题的终结者
胡亮
一九九九年一月，因刚连载完燎原的系列诗论“中国当代诗潮流变十二书”而人气骤升的《星星》诗刊发起了另一个意义深远的诗歌活动，即“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首篇文章的作者是杨然。杨然是一名教师，这是我所知道的；但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名数学教师。在中国诗歌教育逐渐僵化、日趋保守的时候，一名数学教师站在了教材讨论的最前列。幸好杨然同时还是一名诗人，“乡村最后的诗人”，否则该有多少人颜面无存啊！二OOO年，卞之琳、穆旦、郑敏、梁小斌、西川、王家新、海子、于坚、韩东的名字出现在一种中学试用教材上。“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西默斯·希尼)，诗人并不能改变不合理的现实，所能做的，不过是预言一种合理的可能而已。由此我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九八四年五月，杨然发表《寻找一座铜像》一诗，引起关注并一举成名。一座铜像是指成都市区内刘开渠先生那座无名英雄圆雕，在“十年浩劫”中毁于一旦，“说不定有几串钥匙就用他的指头铸成／他的断指被人用去撬门，打开闪光的箱子”。一年余后，当地政府做出了重塑那座铜像的决定。
从前面的外围性描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约略感受到杨然的忧患意识、民族精神、人民性和现实主义气质。事实上，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杨然经常性的诗歌向度：《中秋月》对“同时推开的窗，／这边岸上的，那边岸上的”的动情展现；《登长城》对“来啃祖先遗留的光荣”的深度认知；《给唐人写首诗》和《祖国之诗》在辉煌传统和低迷现状之间的奔走、叩问与沉思；《阳光的孩子》(组诗)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种种细节的深情演绎；《森林狂想曲》，“这样，这些死去的大树们，便自己行动起来／砸烂床、安乐椅、写字台和高衣柜／投奔它们北方受难的弟兄，不辞而别”，“圆木、方木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木头／一瞬间插满了东北山原／它们和伤痕累累的树桩抱头痛哭”，以一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极端狂想场景对人类的残忍和愚蠢的巧妙揭示；《东方恶之花·围观》对民族劣根性的沉痛批判；《人民万岁》对人民的衷心(不是被动与配合地，不是与某些方面步调一致地)颂扬……等等，这就是杨然的品牌身份、公众形象和被聚焦的代表性层面。然而，我所要着力谈论的是另一个杨然：私下的、偶然的、突发的、出轨的、黯淡的、隐晦的、侧面的、被遮蔽和忽视的杨然，“黑脸杨然”。就像在冉义中学，杨然深究一名逃学和打架的孩子，而对教室里伏案疾书或侧耳聆课的学生不闻不问，我所要深究的，乃是一个极端的杨然。
我一直把中国五六世纪之交的伟大学者刘勰那句“蚌病成珠”固执地理解为：诗人的情感，例如痛苦、愤怒、悲悯、爱与恨，只要一趋极端就能催化并生成历久弥新、传唱不衰的诗篇。杨然长诗《千年之后》、《二O五八年》和《时间之刀》就来自他那种极端的幻灭感。幻灭，“羡宇宙之无穷，哀吾生之须臾”，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母题。汉乐府尤其是一部分相和歌辞、“古诗十九首”、《登幽州台歌》、《春江花月夜》、元曲，《红楼梦》中的《好了歌》都在这一母题所开辟的河道上留下了或大或小的浪花与漩涡，至于我没有提及具体作品的三国两晋，更是集体幻灭的时代，其间佳作迭出，犹如大川奔涌。杨然是这一母题的当代承担者，他的《千年之后》是从一块巨石开始的。巨石，常常被视为绝对之物，至少是抗衡时间的相对顽固者，——想一想英格兰索尔兹伯里平原上那些不知从何时开始舞蹈的史前巨石群，想一想爱默生在巨石群下发出的惊叹：比整个历史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因此，杨然选中巨石要么出自精挑与细选，要么源于天意与神授，总之非如此不可：从巨石开始，言说那些与此截然相反的东西——作为一个人的卑微、脆弱和短暂。玩味着这些与生俱来的永恒痛楚，杨然写及了广场上的人山人海和人与人之间的陌不相识，写及了自我的不可预料与不可重复，写及了死亡的随便与平淡，写及了七颗星星将改变现在的构图、彗星将再度归来，写及了落叶和蝴蝶，写及了千年之后的灰尘原是此时此刻的灵与肉、记忆与精神；同时，作为对立物，诗人写及了巨石，还有海水。中国成语“海枯石烂”，背后的意义便是“不可发生的，不会来临的”。在总体气质与风格上与《千年之后》一脉相承的是杨然的另一杰作《二O五八年》。二O五八年之所以成为杨然“必须计较的”，是因为他出生于一九五八年。这一次，即百岁之后——在中国，“百岁之后”是对死亡的讳称和隐语——诗人化成了一只超现实主义的鸟，“辛辛苦苦归来”，然而曾经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城市、小镇与单位，均已面目全非。当然，诗人也写及了他的故乡，“假如我的老家修成了大路，人人从我身上跨过／我能有，又岂敢有哪怕是一粒灰尘的反抗吗?”；写及了他的父亲，“您已成了尘埃中的尘埃，成了灰烬中的灰烬”。杨然就这样从现在和当下脱身出来，“倩女离魂”，幻身万千，沉落到未成形的不可知的时间的黑暗中去了，“只觉得自己成为无所不知的光芒，照耀在不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土地上”(《诗歌泛灵写作的品质建筑》)，就像天才的瓦雷里在《海滨墓园》中所写下的那样，“我在此吮吸着我的未来的烟云”，——或许我应该征引葛雷、梁栋二先生而非卞之琳先生的译本，“在这里吮吸我未来的灵灰”。“灵灰”较之“烟云”，是一个倾斜的、肯定的、剔除了暗示与歧义的词语，具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就像杨然诗中的“坟墓”、“墓碑”与“碑文”，多么明确与实在呀，让人就地疼痛，就地冷却，就地万念俱灰。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杨然意味着河流的消失和大海的出现，意味着幻灭这一母题的必然停歇乃至永远终结。
杨然的这两首诗让我想到了《搜神后记》 (传为陶潜作)开卷那篇九十五字的故事：“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我已得到证实，杨然对这一故事全然无知。因此，《丁令威》和前述杨然二首长诗为荣格“集体无意识说”和弗莱“文学是移位的神话说”提供了完美无缺的佐证，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弗莱关于原型的种种罗列，“它或是一个人物、一个意象、一个叙事定势，或是一种可从范畴较大的同类描还中抽取出来的思想”(《布莱克的原型处理手法》)，在这个故事和这两首诗之间一一坐实，这真让人惊异。但是如果对“抽取出来的思想”详加考查，我们会发现一些出入和差异。显而易见，学仙以及礼佛、参禅、悟道、遁世是幻灭在东方文化中的，归宿，而被瓦雷里引作《海滨墓园》题记的品达诗句，“不，亲爱的灵魂，别企望什么无限的生命，而相反，要穷尽你从现实里所能完成的一切”，则总括了幻灭在西方文化中的归宿：充分地敲诈、掏取和享受现实。杨然的处理则纯粹是个人化的、诗人化的，这有他两首长诗的结句为证：“千年之后，我在巨石之上，开一代诗风／不要说自己不朽 至少活在现在的诗中”，“我的诗还在，我的精神还在／我的灵魂不死，永远游荡一片生命的黑气”。对杨然而言，诗就是他停留、栖居和修行、膜拜的永恒之所，诗就是他全部的欲望和满足，因而的他的归宿可谓两全其美。幻灭不仅是虚无感，在杨然这里，幻灭是一种大境界。
还要谈谈杨然的诗艺问题。这两首诗，《千年之后》和《二O五八年》，可谓元气淋漓、舒卷自如、一咏三叹、荡气回肠。杨然再现了《海滨墓园》的某种氛围，然而摒弃了瓦雷里所津津乐道的“有味的困惑”风格。杨然对张力与弹性、空白与停顿、跳跃与压缩、错位与断裂等等时尚讲究通逦不予理会，他说，“诗人写诗，尽管写就是了，哪管他人怎么写”，“想怎么写诗就怎么写诗”(《诗歌对话录》)、“必须独来独往，敢于自生自灭”(《诗歌泛灵写作的品质建筑》)。杨然的做法至为简单：尾随某种真情实感的引领并任其自主拓展，淡化或者说抑止主体的计划、调控机制，因而其诗呈现出完全非技术化的特征：朴实、厚重、诚恳、真挚、透明、直接，如泉涌地，如芙蓉出清水，浑然天成。杨然的另一件作品，《时间之刀》，其节奏、速度、骨架和肌理都更加完美，然而缺乏《千年之后》和《二O五八年》那种个人化的具体疼痛，其感染力反而更弱一些。至于《死后》和《恐龙情结》等诗，恐怕只能说是杨然幻灭母题链接上的最弱一环了。总之，在这个先锋’已成为现状而非前兆的众声喧哗时代，杨然的写作是反先锋的、未被污染或强加的、汉语和中国的。更为重要的是，杨然也是有恃无恐的，被当代许多诗人弃之若敝屣的“真情实感”是他至高无上的护身符。杨然已经我行我素，百毒不侵。杨然的写作是一种眼观鼻、鼻观心的生态写作。
也许，正因为杨然固守传统的一极，一些带有政治情结的激进批评家会从体制内的角度来讨论他，并把他排斥在某种精英写作的阵营之外。对此，我有一些异议。激情飞扬的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了，诗歌革命与民主运动已经分道扬镳，当某些外在因素对写作的囚闭或押解已经松弛下来，当韩东所谓庞然大物已经跌落在尘埃之中并被它从前的驯顺者尽情戏弄，我认为对一个诗人做体制上的划分和归类已显得十分困难而又毫不重要。伊沙曾自嘲长着一张体制的脸，但作为国立大学的一名教师，他为什么不自嘲是体制的人呢?我认为，面对一个诗人，当前最重要的乃是估算他对诗歌的虔诚程度。
二OO二年五至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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