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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荐读|顾偕荐读金坚范的《〈今注本二十四史〉的人文思考》

2021-11-08 作者:顾偕 金坚范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大文条理逻辑清晰,学养深厚,对百代人的艰辛努力乃至天道与人性均梳理有致,理性思考和认识全文一气贯通,多处现实与历史的判断也实有可贵新意,文字确立更显十分精当与妥帖。这既是一种当代人对一些神圣典籍严谨而崇敬的大道般的维护,亦可充分说明作为一名时下东方文明人,在庄严面前,仍有一颗长久永葆的感动之心
名家荐读

我曾经一直很想写一篇“不读书的诗人”,以此担忧或告诫如今只埋头恨不得每日都能出一诗的朋友。诗人若是单纯只会吟咏诗歌,没有一定的知识结构,更不懂得除诗而外还有厚重的江山历史,那所有“精心炮制”的作品,必定也是单薄苍白和弱不禁风的,更不用说什么境界与价值的深度、高度和思想的广度和力度了。常识、通识甚或是真理的那些知识,不仅是才华而外的“诗之本”,它不外乎还是诗人情感核心的“味之素”,因为美学问题毕竟是多维和多元的。倘若所有的激情发挥,喜怒哀乐仅能停留局限于诗之文本的表面,情欲之情再无境界与追求的辅助,那样的艺术“诚之”道法,想来根本不会有多少精神真意精彩的意味。为此诗人不妨仍要当年像林语堂说过的那样,须有高雅的习惯时常要多读书。充实是起码的一方面,不少历史意蕴,已不是现实社会再能体验到的了。我们惟有通过不断学习,往往就会较好的彰显许多优秀传统的风貌,不然历史的源泉说不定还真会愈益凋蔽干涸,难以再有丰沛的充盈。诗歌自是要以形象说话,但让自己意识内部多一些丰富,多有一种澄明无妄的觉知心,甚或更多一点衡量事物的尺度,让灵性展翅新风常在,此后揭示起什么不是更具力度吗!所以诗要写得好,除了要对人生无常怀忧命运时常反省,以期增添作品深层与深䆳的高度,若欲达至一种更宽阔的诗歌理想秩序,想来那些能够展现一定程度出色智慧和思想的浩瀚文化典籍,无疑也是诗歌创作通往深厚的美育大道之一。今天推荐的这位坚范老师,多年前于中国作协领导岗位退下后似乎从来无暇闲着。大文条理逻辑清晰,学养深厚,对百代人的艰辛努力乃至天道与人性均梳理有致,理性思考和认识全文一气贯通,多处现实与历史的判断也实有可贵新意,文字确立更显十分精当与妥帖。这既是一种当代人对一些神圣典籍严谨而崇敬的大道般的维护,亦可充分说明作为一名时下东方文明人,在庄严面前,仍有一颗长久永葆的感动之心。故而诗人们不要总想着自己的那么点诗,多读好书好文外,更需永远放眼世界。
  ——广州市作协副主席 顾偕

 《今注本二十四史》的人文思考

金坚范
 
  二十四史记述了从传説中的黄帝到明代灭亡的历史,历时4,000年。它如同百科全书,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古今之流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包罗万象,向读者展现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历史画卷。
  中国文化史上,曾对二十四史进行过三次全面的整理出版:清代、民国和新中国。其开创之功归于乾隆皇帝。从《史记》到《明史》二十四部史书,首先是在乾隆皇帝手上编定为正史的,史称武英殿本。历史上,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多少次迁徒、融合,最后由一个少数民族君主确立了历代统绪,形成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核心链条——二十四史的完整系列。这不仅仅是一种历史意识的无缝连接,而且构建了汉、蒙、满、鲜卑、契丹、女真等不同民族君主主政王朝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格局不以成败论英雄,既有雄汉盛唐,也包括衰乱之世的五代十国。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历代统绪的思想基础,是“混一戎夏”“四海一家”,打破了民族偏见。这一思想,渊源有自。孔子在《春秋》中说:“夷狄而华夏者,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也就是说,夷狄与华夏,其区别不在于血统,而在于习用的文化。另一个源头是老庄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思想。今天人们强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远溯至此。
  “二十四史”的再次修缮出版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张元济先生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发行了百纳本。此外,在解放以后,经毛主席提议,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在此基础上,中华文化促进会于1994年10月启动了《今注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今注本》)编纂出版工程。作为一个纯粹依靠社会集资和活动收入来维持工作的社会组织,中华文化促进会毅然决然担此重任,其文化担当和魄力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点赞和支持。然而,1994年以来,因工程浩大,经费筹措几度陷入困顿,以至于总编纂张政烺先生及20位主编出师未捷身先死,一路风风雨雨,跌宕起伏,可谓万事曲成。经三百多位历史学家以对民族、对国家的崇高责任感,恪守职业操守,焚膏继晷、锲而不舍,终於于2020年分两批出版了《今注本三国志》《今注本宋书》《今注本南齊书》等十三部(173册)史书。余下的书稿,将在2024年底前全部出完。
  2020年对《今注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时间,而这一年也是北宋大思想家张载诞生1000周年。这一巧合提示我们,《今注本》庚续了张载先生的“横渠四句”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
  “今注”,顾名思义,就是从今天角度予以注释。也就是使用今日之文字表达和调动今天的知识储备进行解释。
  古代史籍都是文言文写就的,由于古今文字的差异、典章制度、礼仪习俗的变化以及古汉语中特殊的语法现象等问题,我们大多数人阅读古籍多有障碍。因而,《今注本》的出版发行就显得意义突出。它不仅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了研究之便利,也为史学爱好者提供了阅读便利。这无疑使《今注本》成为当今人们研究和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桥梁。
  《今注本》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点是“会通”精神。会通,会聚古今,融通为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会’是网罗天下所有资料于一书,‘通’是贯穿古今、极天下之变,融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主旨是“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钱穆语)。今天,史学家们继承太史公衣钵,‘会’聚清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超过既往二千年之和的学术研究新成果,近百年来层出不穷的考古研究新发现以及金石碑刻等资料,融‘通’成“一家之言(今天的注)”。显然,《今注本》集思想性、历史性、综合性、研究性于一身。不仅如此,注释又与原著合二为一,也为更准确理解和解读历史提供了方便。
  二十四史原书约3,700万字,新注的内容约9,000万字,总字数接近1.3亿。这部鸿篇巨著的出版,引起人们对一些历史、文化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各有自己的文字,且这两个国家青铜器的使用都早于我国。埃及人在公元前4241年就有了历法,埃及第三王朝(前2780-2680)开始建金字塔。公元前2100年的巴比伦《乌尔纳木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典。苏美尔人建立的巴比伦王国,其统治并不巩固,后来就灭亡了,今天几乎无迹可寻。古埃及和古印度,文化都出现了断层,所以古埃及和古印度,和今天的埃及和印度今非昔比,基本上是两码事了。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没有像其他古代文明“失落”在历史深处,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断层的文化实体。显然,没有中断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正如李零先生所说:“现代中国,除了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无论国土规模,还是民族构成,政区结构,都是继承古代中国”。(《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序》)慎终追远、以史为鉴是中华文化的特质。  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之所以能硕果仅存,与中华民族始终重视历史、重视历史记述有直接的关系。《易传》有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就是强调,通过学习历史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培养自己的器识。我国从夏朝起,即有专门的史官,他们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历史学家。此后官方和民间的历史学家,代有传人,星光熠熠。“后朝修前朝史”,在历史的演变中,约定俗成为“兴亡继绝”的传统。可见,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史学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史学是文明的载体,史学没有中断,文明就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而中华民族深知“守其根”的重要性。清代学者龚自珍研究春秋战国历史时,讲过一句十分深刻的话:“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核心文化力。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支撑点,不是金钱和权利,而是他们所拥有的历史文化。想要一个国家灭亡,就要先让这个国家没有历史文化支撑。人惟其所爱而奋斗牺牲,而凡其所爱,必其所知,因此,所爱的前提和基础是认识和了解,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一个不懂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人,热爱祖国、民族自尊、文化自信便无从谈起。
  中国人信仰历史,而非宗教。究其文化根源,重视的不是神,而是历史舞台上人,无论是居于庙堂之高的帝王将相,还是处于江湖之远的贩夫走卒。历史是人创造的,是先人创造的。所以中国人以历史为本,本质上体现了“远神近人”的人本信仰。早在上古时代,人们认为,天道很远,人很近,所以神和天的世界不用否定也不用太关心,要把精神关注在人世和人文。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不同于世界上不少文明以宗教为其重要标志。在宗教文明下,困惑时往往求助神,而中国则崇拜祖宗。
  可见,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其重要的文化特征。由此,我们也可从中窥见中国文化的深层肌理,那就是不靠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
    学习历史,固然可以使人“发思古之幽情”,对民族的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更重要的是追求“鉴”之智慧。近代以来,中国从一个积貧积弱、备受欺凌的国家,发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国,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培育了这些优秀品格。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如同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言,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历史文化历久不衰,绵延不绝,其悠久、无间断的历史与详密丰富的史学,就是我们的个性、特殊性的一大表现。中国文化特色和历史特色,是中国特色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一定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离开了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滋养的现代化,就难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了。
  世局如棋,千变万化,但人性的善良和丑恶,亘古不变。今人面临的境遇,与古人面临的境遇,虽表现形式不同,实质上有相似之处,所以有“历史何其相似乃尔”的名言传世。所以古人处理困境、应对变局的成败得失,都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善者固吾师,不善者亦吾师。”(王阳明語)从挫折和失败中吸取教训更为深刻,从而可以避免一犯再犯。
  那么,“以史为鉴”包含哪些内容呢?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可资借鉴的东西自然很多。对于如何“以史为鉴”,我们的先人也有很好的论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孟子)。历史事件,不管有多么威武雄壮,终会有偃旗息鼓的一日。历史人物,不管多能叱咤风云,也终会有寿终正寝的时刻。但历史事件和人物所蕴含或体现的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仍会影响当今与未来。神者,伸也,能伸展,能再创。神性,值得人们再记忆、再经验、再创造,具有生命力,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精神资产。
  《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人文关怀,这些都不是一招一式有形的东西,但对一切事物起着主导的、根本性的决定作用。所以,“以史为鉴”并不只是为了掌握历史知识,根本的问题是要把握文化精神,也就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倡导的“抽象继承”。被马克思、恩格斯誉为“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的弗兰西斯·培根也说过:“读史使人明智”。毛泽东同志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也强调“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概念,就一个字——“道”。在中国文化史上,老子是第一个对“道”作深入研究的学者。“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的这一句话,显示了儒家对道追求的热情。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周有光先生,2010年将其105岁之前的杂文结集出版时,取名为《朝闻道集》。闻道,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对中国文化而言,惟有与“道”为一,才能达到智慧之境。
  古人说:盐化于水,盐已无形,而仍在水中;且每一滴水中,皆有盐在。如果历史是一条大河,哲学科学所谈的‘道’就是溶于水的盐,不必有形,不必可见,却始终存在,且无所不在。道是抽象的。饮者知咸,却不辨何者为盐,何者为水。我们要化隐为显,从历史的事件和人物身上把‘道’抽绎出来,好比从盐水中把盐提炼出来。
  中华文化历经劫难,终能复兴,一个“时”字值得深思。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彖传》多处强调“时大亦哉!”《随卦。彖》更总结宣称:“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亦哉。”天下万事万物皆随时变化,人必须务实活在当下,这种智慧太重要了!
  《周易》虽然被尊为五经之首,但我们祖先很伟大,在总括易道时不忘提醒人们:“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经典的可贵之处,不是金科玉律,不是教条,而在于启发灵感和创意。要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来处理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在这里,“绲”与“混”通,混淆的意思。这是说,借鉴历史经验固然重要,但不宜简单地机械照搬,因为‘古’与‘今’“未必尽同”,时间不同了,其他要素也随之变化了。以成就功业作为原则,‘古’‘今’怎可混淆不分?
  当然,史学研究只能不断地逼近历史原貌,任何史书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地复原了历史真相。史学是对过往事件和人物的记载,但史学家是活生生的人,就不可能摆脱其所处时代和自己立场的影响,而记载也是诠释,且任何解释都有主观的成分,即创意或想像。钱钟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评论:“史家追求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管锥编》)。
  伟大如史马迁也不能例外。鲁迅先生曾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赞扬《史记》,就暗含着史马迁使用了文学渲染的手法,使历史变得并不实在。孔子早就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饰过度就成“史”了。
  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凡是“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着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和敬意”的人数越多,则这个国家向前发展之希望越大。当然,中华文明不是独立于世存在的,切不可“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庄子),所以除了具有“思接千载”深邃的历史眼光,还应有“视通万里”放眼世界的视野。

金坚范和王蒙在一起。
作者简介

金坚范,男,上海市松江区人,1942年12月生。曾就读于松江岳阳小学和松江一中。1965年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英语系。长期从事英语翻译和外事行政组织工作。曾在《北京周报》、国务院外国专家局、亚非作家常设局、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外交部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和中国作协任译员。2003年7月退休前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兼任外联部主任、《文艺报》总编辑。曾任瑞士儿童园地基金会评委、中美文学(翻译)交流奖评委、鲁迅文学奖(翻译奖)评委会主任、世界华文文学优秀小说盘房奖评委、教科文组织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专家、中国-印度名人论坛成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等。
著有《金坚范海外游记》;主编或参与主编《枫叶之国加拿大》,《香江情浓似酒》,《阿里山的思念》,《日月潭情思》,《美国华文作家作品百人集》,《台湾作家研究丛书(11卷)》,《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映真,我们怀念你》;译有《凋谢的花朵》;与人合译有《日本历史上最长的一天》、《万里救人质》、《卡夫卡日记》和《最高法院谋杀案》;中译英有《简崇民川西油画集》,英文定稿的有儿童读物《海伦•凯勒》和诗集《行走的歌者》。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6年被聘为汉语国际推广茶文化传播基地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