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魅城市文明，寻求艺术突围——《星星·散文诗》2025年“城市一对一”专栏阅读散记（上）

  中国现代散文诗发展至今，已走过了一百余年，不仅诞生了鲁迅、郭沫若、冰心、茅盾、巴金、陈敬容等散文诗大家，而且一直延续到当代，涌现出柯蓝、郭风、刘再复、李耕、许淇、刘湛秋、丁芒、王尔碑、海梦、邹岳汉、周庆荣等散文诗名家。2025年，《星星·散文诗》增设“城市一对一”栏目，旨在以地域文化的碰撞、交流为基础，展示当代散文诗的多元风貌，挖掘和培养散文诗人才。上半年的6期专栏，共刊发来自12座城市的60组散文诗，这些作品立足城市生活，从衣食住行、自然景观、历史文化、现代科技、非遗技艺等方面展现出新的中国面貌，拓展了散文诗的文体可能。
  
  一、想象的共同体：复魅城市文明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的那样：“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市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可见城市与乡村的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从分散的农耕业到集中的工业化，再到如今的城镇化，中国的发展锚点已基本聚焦于城市，那么居住在城市中的诗人，其观念与创作也无时无刻不受到城市文明的浸染。可以说，“城市一对一”栏目以城市作为散文诗发展的锚点，梳理城市文脉、关注城市发展，是顺应时代进步、耕耘城市文化的有益举措。

　　纵观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作家们大多力图铲除城市的“恶之花”，以起到批判现实与警醒世人的作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茅盾、沈从文等人将视野投诸工厂、码头、贫民窟、股票交易所等城市空间，反思人性的异化；曹禺等剧作家在物欲消费所带来的憧憬与罪恶的交织中，探寻新的世俗化话语空间；唐湜的《骚动的城》、袁可嘉的《南京》《上海》、田一文的《跫音》等诗歌，书写城市的动荡，蕴含着对城市底层群众的悲悯……不难发现，电光充斥的街道、恶劣的生存环境、冷酷势利的资本家等元素，几乎构成了现代城市文学的生活图景。这些对城市持批判态度的作家往往以乡土作为母体，而这类题材的书写也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当下散文诗创作的一部分。扎西才让在“城市一对一”中，以打工者身份回到甘南，目睹了河州变成商业大地，“早就不是我能安放灵肉的桑烟袅然升腾的番城了”，而在家乡羚羊城，仍然能看到当周林卡的曼妙歌舞、马家烧烤店的美味牛肉……这一切让原本漂浮不定的游子心在此刻得以安放，不仅表达了游子对故土的缱绻依恋，更让羚羊城成为乡情、亲情与梦想的源头，从而消弭城市的尘嚣。杜娟的《甘南》将目光聚焦于羚城的万物生灵，广场上的牦牛、羚羊“如今在沉默中眺望，失去柔软的目光，不能舒展足迹，曾经的雷声依然在盘旋，但它们无法在人间穿行”，可见钢筋水泥逐渐取代了动物们赖以生存的草原泥土地，从中流露出“我”对诗意家乡的追忆。不止甘南篇，南充篇、湖州篇里的散文诗大多也是以怀旧的目光去看待所处的生活，将城市作为比较对象，但和过去的一些作品相比，诗人们又不是一味地对其持批判态度。诗人们无法阻止乡村的城市化进程，他们能做的，是“给来往的人群证明曾经的历史中存在过的所有生命和热爱”。这些作品看似是缅怀过去，实际上却是诗人们极力找寻城市里的诗意元素，以维持生命跳动的“壮举”。

　　生活在城市的我们无法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带来的便捷，从“千城一面”的复制扩张到“一城一景”的精细治理，城市的基因图谱正因一场涉及数亿人生活的城市更新行动焕新蜕变。在上半年“城市一对一”栏目里，一些诗人紧跟潮流，立足城市，开掘着城市的“力之美”。庞毅的《嘉陵江与一座城飞奔》从南充当地的蚕桑业入手，将桑叶变成一方基业：“一袭绸衣，正在南充的中心，带着一尊女神，把一座城市舞得风情万种”；“一台汽车就是一个魔方，产业的魔方，城市的魔方，景观的魔方”，表现出诗人积极拥抱科技、赋予城市温度的姿态。侯洁春在《宜居汕尾》中写道，“坐上动车去赶海，是时间与速度接轨，现代的节奏，飞扬着时尚的开怀”，让游客享受海的况味与赶海的欢乐，达到消散烦闷心绪的效能。侯洁春还写到，原本脏乱的城市水道得到治理后，被打造成美丽宜居的海滨小城，“穿街过巷的条条水道清洁透彻，白鹭飞来清醒灵动，鱼儿游来欢唱，船儿跟来幸福繁荣”。黎均平的《歌广安新景》写到高竹新区“落实国家战略，推动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背景下的发展”，在不夜城看到史书中的细节和散佚的民间传说一点点活泛起来，还有西溪河賨城、沿口古镇、文博公园……展现了广安城的新面貌，充溢着诗人浓烈的城市归属感与国家自豪感。

　　不难看出，上半年“城市一对一”栏目里的散文诗将城市作为观照对象，涵盖了乡愁记忆、城市建设、生态治理、文旅结合等多重题材，在对城市文明的拆解与重构中引入新元素，形成了复合的城市认知经验，进而完成“城市中国”的想象。而诗人们之所以能齐心协力彰显自己居住城市的“力之美”，恰恰是因为城市让人有了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在城市里有自己的社会关系，有自己喜欢的人和想要去做的事；另一种就是人在独处的时候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心安之所，而这离不开一个包含传统城市和周围乡村、自然在内的独特生态圈。在“城市一对一”栏目的散文诗中，不少诗人有意识地捕捉自然物候赋予城市的独特禀赋，将城市、自然、乡村作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进行打量，展现出更具现代性的生态伦理观。城市山水诗的出现表明了自然不再是乡村的专属，现代城市同样能唤起人们心底的美好情愫。“留得住乡愁”，这成为现代散文诗人主动复魅城市文明的关键原因，也是城市诗歌出现的生活、心理与情感依据。基于此，诗人们“想象”的城市便有了共通的现代文明属性——不在于摩天楼刺破云层的物理高度，而在于能否在钢筋水泥的深处依然清晰谛听历史人文的精神回响；不在于GDP增长的冰冷数字，而在于能否在人与自然的融合中把握和谐共生的尺度。
  
  二、想象的非共同体：打造千城多面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起步阶段，中国许多城市曾一度陷入“千城一面、万楼一貌”的“怪圈”。有专家曾感慨：“我们把660个城市基本变成一个样子，只用了20年，这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悲剧。”一座城市若丧失了文化主体性，千百年来形成的人与城的良性互动关系便会动摇。而“城市一对一”栏目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应对城市的“无特色危机”。城市的核心是人，最能“化人”的无疑是“诗”。仅从这6期散文诗来看，来自五湖四海的诗人以自身的独特经验，去寻找自己所在城市的闪光点，不同城市诗歌之间的角力，恰恰由文化碰撞出中国城市的多面镜像。

　　首先，“城市一对一”栏目里每一组散文诗都蕴含着具有地域特色的意象。诗人们运用意象传递精神体验，让城市的独特性得以彰显。如桂林篇里，“漓江”是诗人们细致勾勒山水景致的着墨点。石缘吟哦着“湘水北去，漓水南流”“漓水沸沸，湘水汤汤”，借湘水南下与漓江北上的汇合，象征中国南北文化的碰撞、包容和融合，也表达着诗人对中国文化命脉历经千年从未间断的感慨。韦桥送在漓江边有感而发，“人头替代浪花浮动。漓江向来朗朗，此处深不见底”。在表现漓江深不可测的同时，也恰恰象征着大自然无穷的神秘力量，这是人类无法探测和比拟的。而在卢子笔下，漓江是婀娜多姿的，更成为唐朝月、宋时风、明清雨露的载体，由此串联起整个华夏文明。“漓江”被玉车比作“蓝墨水”，诗人置身于此，与漓江所孕育的历史名流进行对话，仿佛心灵也得到了净化。而在对应的绍兴篇里，诗人们往往选取“桥”“水”“舟”等意象来传递古朴雅致的历史风韵与吴越文化。在《可解越中意》中，章馨忆以荡舟游船的方式感受水流声、闹市声、吆喝声以及越剧声的碰撞，“随它轰隆往前滚时，青年人便还能闻到老者的纸扇里，生出遥远檀香”。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着陆游与唐婉的凄美爱情，春波桥因而被赋予了新的暖意与诗情，而在东方浩笔下，“春波桥”焕发出新的生机，“宋朝的吟唱和咏叹，因为时光的打磨而更加灿烂”。

　　同样是选取自然风光作为意象，在桂林篇和绍兴篇里，诗人们营构出的生态意象群却各有侧重。桂林篇的“漓江”孕育了桂林人，千百年来，人与漓江共处，在灵动与神秘中， 以无法驾驭的漓江、独有的无法被破译的语言，传递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观。而绍兴篇里的自然意象则较多地融入了名人典故、逸闻传说，文学作品被赋予了历史人文意义，这使城市中原本不起眼的角落也洋溢着书卷气、烟火气，这种自然与人文相交织的光景背后，是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类似的意象比照在“城市一对一”栏目的作品中不胜枚举，如湖州篇里的“湖”与汕尾篇里的“海”，湛江篇的“湛江”与广安篇里的“渠江”……除了自然类意象，绍兴的食物意象、甘南的动物意象、绵阳的非遗类意象、大连的工厂类意象、南充的风物类意象，都是各地诗人基于城市地域性的精心营构，而这种一对一的方式更加直观地凸显了不同城市的精神风貌与生态愿景。

　　其次，对城市的非共同体想象还表现在巧妙化用当地的典故。诗人们通过引用有关各自城市的故事、人物、传说、神话，或化用经典著作中的诗词，发挥想象，展开时空对话，从而在有限的篇幅里极大地延伸了文本的内涵和深度。引用藏族神话传说是甘南篇散文诗的一个亮点，牧风在《在黄河岸上》一章中，由壮阔苍莽的黄河之景联想到有关阿尼玛卿的神话传说：“众神在柔美和阳刚中编织阿尼玛卿的神威，而鲜活的格桑将我的视线无限延伸到爱情之外。”阿尼玛卿山位列藏区二十一神山中第四，也被视为开天辟地的九十位造化神之一。其神通广大，为安多藏区的护法神，当地人相信，只要阿尼玛卿巍然屹立在黄河源头，黄河之水就不会干涸。诗人生动化用这一传说，于雪域的语境中绘就一座城市的文化导图，于边陲的风情中建构起自己的情感坐标，凸显了甘南的神性和灵性。在绵阳篇中，诗人们充分调动三国历史、羌族文化资源，展现出一个富有巴蜀底蕴的历史名城形象。瓦片的《羌历年：云朵上的日美吉》中，“熊熊的篝火烧起来，欢快的沙朗跳起来”，将羌族人民庆祝丰收的热闹场面进行“还原”，最后将月光亲昵地拟化成母亲，进一步增添了诗人对羌族文化的关切与认同。《跳曹盖：白马神山下的舞蹈》中，瓦片引入白马藏族的歌舞习俗，“护佑寨子的神山在召唤，叶西纳玛老爷在召唤，远古的祖先，在召唤……白该领着曹盖们，书写着自己的舞台”。其中，“叶西纳玛”是白马藏族信仰中的山神，“白该”则是白马藏族巫师的名称，诗人想象着他们在重大仪式上祭祀以祈求寨子平安，仿佛实现了神灵共通，为绵阳抹上一层神秘色彩。

　　此外，王羲之之于绍兴，陆羽之于湖州，雷神之于湛江，红色革命之于广安……以典入诗的手法在每一个城市诗篇中都被诗人或隐或显地化用着，他们借助典故背后的文化内涵，让作品显得厚重典雅、言简义丰，作品中的城市形象也愈加鲜明。

　　最后，诗人们有意识地将所在地的异质性元素融入创作中，呈现出“一城一面”的独特城市人文景观。然而，通过六组散文诗的比对，可以发现各个城市形象的建构又具有趋同性，尤其是有着相似地理特征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诗人创作风格的同一性。从地域划分来看，绍兴与湖州同属江南水乡，青岛、大连、汕尾、湛江属于海滨城市，南充、广安、绵阳、桂林属于西南腹地，甘南、嘉峪关属于民族风情城市。如果说城市是人的关系的总和，那么这四类城市的内部关系肯定是相互联系的，并塑造出相似的性格。文化研究者吉尔特•霍夫斯坦德曾提出一种“文化维度”理论，他通过量化方法分析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差异，识别出影响差异的六个主要维度：一是权力距离；二是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三是男性化与女性化；四是不确定性规避；五是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六是放纵与克制。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城市形象之间的比较。

　　在绍兴篇与湖州篇中，诗人的目光聚焦于古镇街巷、小桥流水、运河泛舟、名士茶酒，营造出一种恬静悠远的氛围。诗人笔下的江南人大多关注生活质量与人情往来，而非利益之间的胶着与竞争，呈现出女性化的一面。与此同时，诗人的笔墨透着含蓄内敛的气韵，往往在某种原则范围之内点到为止，营造出一种谦逊克制的城市印象。而在青岛篇、大连篇、汕尾篇、湛江篇中，海湾港口、海上贸易、工业制造、异域风情几乎成为海滨城市的共有特质。面对辽阔无垠的海洋，诗人们大多直抒胸臆。如丹宁在《金石滩，我的港湾》中写道，“我爱我家，而金石滩是我永远的港湾”；李皓在《大连，无比深情》中写道，“明眸善睐的明泽湖，你是大连最深情的一只眼”；赵大海在《穿山越海的潜行者》中写道，“一座大海，在胶州湾遥相呼应/这是青春的火！这是五月的风！”相比于湖州、绍兴诗歌，这些作品的排布也显得更加松弛，可见生活于此的人们很少受到观念的桎梏与规则的约束，较低的不确定性规避反而更具开放性和灵动性。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某一类城市中所有人都是这样，只是一个大体的趋向。

　　由是观之，所谓“城市一对一”，并非“对抗”“对阵”之意，而是尊重与开掘城市文化差异性的体现。在塑造城市形象的地方实践中，或许每个地方的诗人都发自内心地希冀以文化支点去撬动一个城市的发展。他们以特色元素与文化资源为基底，建构起独特的意象高塔。他们将神话、传说、典故、俗语入诗，使之成为传播当地城市文化的生动注脚。这从侧面又透露出“城市一对一”栏目兼具携手、协作、互鉴的现实意义，诗人们不谋而合地肩负着城市文化传播者的使命，不仅为破解“千城一面”的困境提供了新药方，也为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开拓了新格局。
  
  三、突围之路：在地性与现代性交融
  
  总体来说，这些作品都较好地从历史深度、人文宽度和城市发展速度等方面实现了对话的有效性，以文学形式展现出不同城市的文化底蕴与价值。透过热闹的现象表面，我们不得不警惕，散文诗在整个文艺创作领域里仍然处于边缘地带。究其原因，有理论建设的不完备、传播媒介的更新换代、市场经济的功利趋向、读者的消遣性阅读等各方面因素。与此同时，散文诗创作者也需要反思：在当下散文诗创作数量激增、内容多样、手法多样的情况下，好像并没有遏制散文诗处于边缘境地的尴尬局面。以“城市一对一”栏目为例，单看某个人或者某一期的作品，我们难以挑出大的毛病，但是，如果进行整体打量，或者以此为基础，放眼散文诗的整体发展，一些不足就比较明显了。这和视野、格局有关，创作如此，批评更是如此。

　　首先，在题材上，怀旧忆古的作品占据了大部分，有的虽然深入，却也导致了某种程度的自我重复。不同诗作中对自然山川的描绘往往使用相似的表达方式，那么在主题和意象运用上就容易出现同质化倾向。在情感表达上，我们不反对回忆，也不反对文脉的传承，但是一些诗人在追忆往昔、面对乡村变迁时缺乏面对现实与变迁而努力向前看的勇气，容易陷入感伤主义的窠臼，就很难抵达更具现代性的思想深度。因此，诗人在题材选取、情感取向、价值判断时应当注重在地性与现代性的交融。一方面，“在地性”仍然需要诗人聚焦于所在之地，可以书写返乡题材，但应当深入探讨“返乡”这一行为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复杂意涵。比如花盛的《洮州城》，以西大街作为小城古老与现代的交汇处：一边是江淮遗风的古建筑，街上摆满了蔬菜，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而另一边则是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汽车的喇叭声、广场舞的音乐。诗人没有隔绝两种不一样的风光，反而在杂糅中将“过去”与“现在”组成有机整体，“在西大街，或仰望或赶路或驻足的人……浪花般涌现于各个角落，泛着无数微光，驱散生活的迷茫”。城市既给人留下了古香古色的烟火记忆，又注入了现代休闲的发展活力，人在城里也能感受到幸福，其背后更折射出国家城市规划范式的更新——从早期聚焦物质空间改造的单一维度到如今更新空间强调公共参与、多元协作的共治格局。另一方面，“现代性”要求诗人拓宽新的质素，勇于关注新事物，彰显时代品格。譬如侯洁春在《坐上动车去赶海》中将高铁作为书写对象，抒写“我”如何借助高铁的便捷而获得赶海的浪漫；刘恩友在《嘉峪关翘楚》中回顾了煤矿、钢铁、核弹事业在嘉峪关的生发历程，除了赞扬先辈们做出的卓越成绩，更是对未来进行了展望，呼吁新一代人去“雕琢”更璀璨的华章；金小杰在《平度，为山水点妆》中书写当地人如何将樱桃、油桃、梨等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流露出农民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兴奋与喜悦；姜红在《大连驰骋在如镜的水面上》中主动“拥抱”裸眼3D、AI技术、机器自动化，对信息化、自动化等新科技表现出极大的好奇与赞叹……这些作品似乎为散文诗指出了一条未来的发展路径——立于市场经济、科技发展的潮头，敏锐捕捉生活一隅中的“小感触”，进而切入城市的“大百态”，体现社会广度和人生深度。

　　其次，从散文诗的技艺层面分析，“城市一对一”里部分作品呈现出“流水账式”的结构，存在华丽词句堆砌却忽视诗的紧凑性的问题……这让作品往往经不起推敲。为此，在地性与现代性相交融同样强调诗人们要在技法上进行突围，具体可指向在语言打磨、文本建构等方面开拓与创新。其一，富有内在的音乐美是散文诗的美学特质。音乐性可以表现为充分调动听觉语言，如“将我素薄的长衫和硬朗的身躯吹奏成呜呜作响的号角”“必然的滑轮转动，必然的流水线轰鸣”“忽听闻那些文人的笔海，汹涌着尖锐、圆钝的砚浪，震耳的墨啸，横跨青色的名士之音，汤汤腾腾”等等。“内在的音乐美”还强调一种心理情绪的变奏，如石缘的《穿过芦笛岩》中，被秘密裹挟的诗人带着繁复的内心走进芦笛岩，“一种比黑夜更黑的黑，淹没一切”，但是当“我”发现藏匿于地下的世外桃源，领悟到世上的一切其实都能找到对应物，于是“穿过岩洞的过程，有人忘记世界，有人忘记自己”，幽郁的情绪逐渐释然，变得豁然开朗。其二，在保持地方本色的前提下，引入更多现代诗歌的实验技法，如意象的陌生化组合、抒情视角的多元转换等。汕尾诗人柳成荫在《南有嘉城》中写道，“天是蓝的，水是蓝的，风是蓝的，鸟语一样的方言，也可以拧出海水的蓝”，运用多重意象的拼接搭建起富有色彩冲击力的场景，赋予嘉城浓厚的海洋属性。大连诗人姜红将一系列工业意象融入城市生态的描摹中，“机械波、电磁波、超声波和引力波，它们皆有各自的路径，引力波于时空之上蜿蜒，量子波动开启未知探索的旅程”，将车间机械的有序运作与人类情绪的神秘莫测形成对比，这种陌生化的隐喻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散文诗仍处于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城市一对一”的部分诗歌实验，已经点燃了将在地性与现代性进行耦合的“星星之火”。如何让火苗烧得更旺盛，形成燎原之势，不失为散文诗探索的努力方向之一。

　　虽然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但散文诗恰好因此克服了浮躁、功利等弊端，因而拥有不小的读者群，尤其深受青年人的喜爱。在这个信息、时间、生活被快速切割，日益碎片化的时代，很多人很难沉下心来阅读，相比厚重的长篇叙事型文本，散文诗凭借着自由的体式、鲜明的情感性质以及丰富的现代内涵，更适应都市生活中人们敏感多思、心境变幻、浮躁不定的心理特征，反而获得人们的青睐。一直以来，《星星·散文诗》都格外关心和鼓励散文诗的发展， 此次推出“城市一对一”专栏，将各地散文诗创作者汇聚一堂，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对某一城市地图的文学测绘，其意义更在于通过交流、碰撞与互鉴，去搭建“现代化中国”的共同体。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主流认知里，中国整体上是乡土的、脏乱的、落后的，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而《星星·散文诗》的这个栏目将主体定在城市，以诗歌的名义去传递集科技、生态、人文于一身的现代理念，正是希望打破传统的“乡土中国”观念，把城市作为世界认识中国的方法，以建构现代的中国形象作为目的——抛开经济、技术等外在因素的衡量，把城市作为现代化中国的构成要素之一。而要达成这一目标，还需要更多的人拨开尚未消散的尘雾，以优秀的文本证明散文诗的现代价值。

  作者简介：
  叶柳情，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博士生。
　　蒋登科，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