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用生命与血泪浇筑的兵团史诗

　　翻开李光武先生的《天山赞歌》(节选)，仿佛不是阅读一首诗，而是推开了一扇沉重的历史之门，迎面扑来的是天山的风雪、戈壁的苍茫、战马的嘶鸣，以及几代人用青春、热血乃至生命熔铸的深沉回响。这首长诗，与其说是一部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一部用生命谱写的兵团史诗，一部镌刻在中国西部大地上的精神丰碑。它摒弃了风花雪月的轻盈呢喃，以磅礴的气势、恢宏的意象、质朴而炽烈的情感，直接切入中华民族屯垦戍边伟业的核心，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七十余载的峥嵘岁月，浓缩成一首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战歌”。诗评的语言或许可以学术化、理论化，但面对这样一部浸透生活本色与生命质感的作品，我们的解读更应“贴近生活”，去触摸那些滚烫的誓言、那些坚韧的足迹、那些沉默的牺牲，以及那超越个体、融入山河的永恒之爱。
 

　　一、 “战歌”的基调：崇高使命与集体人格的磅礴书写

　　《天山赞歌》开篇便定下了全诗崇高而雄浑的基调。诗人将天山山脉喻为“雪白的书脊”，两大沙漠是“洒金的纸张”，以云杉为笔、天池为墨，书写“当代的英雄史诗”。这并非一般的山水咏叹，而是将自然景观直接纳入宏大历史的叙事框架，赋予其承载与见证的庄严使命。天山、沙漠、云杉、天池，这些新疆最具代表性的地理符号，在此脱离了单纯的风景意义，转化为记录兵团伟业的“文房四宝”，自然与人文在最高意义上融为一体。

　　诗中反复吟唱的“这首战歌”，其归属被清晰地界定：“它属于中国，这首战歌，它属于新疆，属于新疆各族儿女，更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层层递进的归属感，构建了兵团存在价值的逻辑链条：国家主权、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最终落脚于兵团这一特殊组织及其成员的具体实践。战歌的“谱写者”与“演唱者”，是“三百六十万兵团儿女”，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军垦战士。他们的形象，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承载着历史传承的集体符号：“我依然是你的二军，六军……你秋收起义的部队……你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你永远的老兵，永不转业!你永远的铁军，永不换防!”这种身份的追认与叠加，使得兵团人超越了普通建设者的范畴，成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延续与化身。他们的“战歌”，是战斗精神的延续，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在新时代荒漠开拓中的回响。

　　这种集体人格的塑造，最感人至深的莫过于对奉献精神毫无保留地讴歌。“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不仅是口号，更是无数兵团家庭命运的真实写照。诗中老兵的自白直击人心：“作为幸存者，我不知道我能活到今天。……在死去的战友面前，这又算得了什么?!……死了，就把骨灰撒在天山上，埋在界河边，守卫祖国的万里边疆!”这里没有斤斤计较的得失权衡，只有“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纯粹与决绝。这种奉献，被诗人提炼为“兵团精神”的核心：“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它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融于“地窝子”“坎土曼”“人拉犁”的艰辛细节，融于“三天三夜不睡觉”“喝了马尿”“喝了马血”的极限生存考验之中。正是这种将个体生命完全融入国家民族命运的崇高选择，使得这首“战歌”脱离了简单的颂扬，具备了悲剧般的壮美力量和史诗的厚重质感。
 

　　二、 意象的森林：从“夸父”“女娲”到“胡杨”“战马”的生命寓言

　　李光武深谙意象是长诗的灵魂。《天山赞歌》构建了一个庞大而精妙的意象系统，这些意象如同森林中的树木，各自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共同支撑起诗歌的精神穹顶。

　　神话意象的借用与重塑：“夸父”和“女娲”是诗中贯穿始终的核心神话原型。兵团人被喻为“夸父的后代”，长着“巨人的铁脚板”，从井冈山走到天山，“追赶着太阳，向西——向西——向西”。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其杖化为邓林。兵团人西进边疆，投身荒原，其足迹化为“荒原上的湖泊，是绿洲，是花海，是黄沙绿浪”。这是一种悲壮而充满生命力的转化，象征着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死后仍福荫后世的伟大精神。同样，“女娲”补天、造人、化生万物的神格，被赋予一代代西行的建设者(特别是女性)，“一群女娲西行了，一代代女娲向西飞去了”，她们是创造新家园、孕育新生命、修复边疆生态的“当代女神”。这些古老神话的激活，将兵团的创业史诗提升到民族创世神话的高度，赋予了其文明开创的深远意义。

　　自然意象的人格化与精神化：“胡杨”是另一个核心意象。“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的胡杨，成为兵团战士精神品格最贴切的象征。诗人写道：“我是你汉唐戍卒转世的胡杨”，“我已老成一棵千年胡杨，衰朽的残躯，一半已经枯死，一半在风中歌唱”。胡杨的坚韧、顽强、与恶劣环境抗争的生命力，以及其作为历史见证者的沧桑感，完美契合了老兵们历经风霜、初心不改、扎根边疆的状态。胡杨连接古今，既是古代戍边将士的魂魄所寄，也是当代兵团人的生命写照。

　　“战马”意象的悲怆与神圣：诗中关于战马的段落，堪称全诗情感张力最强的部分之一。战马不仅是战斗和生产的工具，更是亲密无间、生死与共的战友。剿匪途中战马倒毙，战士靠饮马尿、喝马血求生;伊吾保卫战中，一匹智慧的枣骝马独自完成运输任务，拯救全城，后被授予军功，死后与烈士同葬。老兵痛彻心扉地追问：“我白色的马啊……你们现在在哪里?”以及“我的生命是战马给的，我把我的战马，永远留在了一场血红的噩梦里。” 战马的牺牲，折射的是人类战争的残酷与生存的极限代价。而战马的成功，则升华了这种共生关系，赋予了其忠诚、勇敢与牺牲的崇高伦理价值。当诗人在结尾将自己与“年迈的战马”身份模糊化时，“我是老兵，我是战马!”这种物我同一的表述，将个体的生命损耗、岁月沧桑与一种悲剧性的英雄主义紧密结合，读来令人心碎又肃然起敬。

　　“界碑”“坎土曼”“绿军装”等日常物象的升华：除了宏大意象，诗中遍布着来自兵团生活本身的平凡物象，它们被诗人点石成金，成为精神的载体。“兵团，一个永不移动的界碑”，将组织喻为有生命的、钢铁般的国土象征;“坎土曼”(一种农具)从“炮弹皮制作”到“磨成了巴掌大”，见证了创业的艰辛，它既是生产工具，也是战斗武器的转化，是“铸剑为犁”理念的实物体现;“一身绿军装，满胸军功章”，这鲜明的视觉形象，是老兵身份与荣耀的全部浓缩，即便退休仍是“团场职工”，这身装束所承载的信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也未曾褪色。这些贴近生活的意象，使得史诗般的叙事有了坚实的细节支撑，变得可触可感。
 

　　三、 时空的交响：历史纵深与现实图景的叠映

　　《天山赞歌》在时间与空间的架构上展现出宏大的野心。它不是线性地叙述兵团史，而是营造了一种时空交错、古今映照的复调效果。

　　时间维度上，诗歌巧妙地将兵团七十年的历史，嵌入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长河之中。“七十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七十年只是一朵浪花”，这种对比并非贬低兵团事业，而是将其置于民族复兴的永恒征程中，彰显其作为历史一环的必然性与承前启后的重要性。诗中不断出现历史的“闪回”：汉唐的烽燧、戍卒，丝绸之路的商旅，岑参的边塞诗，左宗棠的杨柳……兵团人所驻守、开垦的土地，正是历史上无数先辈曾征战、经营、埋骨的同一片土地。他们是“换了衣帽戎装的汉唐戍卒，边关小吏，西域都护”，这种身份认同的穿越，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隔膜，使得兵团人的坚守具有了穿越千年的文化回响和使命传承。从“当年第一堆篝火”到如今“新质生产力如火如荼”，“当年十万把坎土曼落下的地方”到如今“最美最大的条田，林网，水网，路网”，时间展示了它最伟大的力量——变迁与成就。

　　空间维度上，诗歌以天山为中心，辐射开去，构建了一个立体而辽阔的边疆地理空间。这里有自然奇观(天山、沙漠、河流、湖泊)，有历史遗迹(烽燧、古城、岩刻)，有现代化成就(军垦新城、条田林网、智能农场、中欧班列)。诗人不断切换镜头，从宏观的地理轮廓到微观的劳动场景(“月光之下人拉犁”)，从边境线上的巡逻到城市广场的汇报，从“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到“赛江南”的绿洲田园。这个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它本身就是一个被兵团人用血汗重新定义和塑造的场所。边疆从荒凉、危险的代名词，转变为繁荣、稳定、充满希望的“家园”。空间的变化，最直观地体现了屯垦戍边事业的伟大功绩。

　　时空的交织，在诗歌中最终汇聚成一种强烈的“祖国”意识。诗的后半部分“我和我的祖国”，个人与国家的认同达到顶峰。“我是你九百六十万分之一”，也是“十四亿分之一或总和”。个体的生命体验(苦难、性格、日出、辉煌)与国家的命运完全同构。祖国，对于兵团老兵而言，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我们热血流干的地方”“眼泪洒尽的地方”“尸骨朽烂的地方”，是信仰和爱“永远不死的地方”。这种将生命与土地深度融合的祖国观，超越了政治地理范畴，上升为一种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情感与伦理实在。
 

　　四、 语言的熔炉：民歌的质朴与史诗的雄浑

　　在语言风格上，《天山赞歌》成功地将多种语体熔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一方面，诗歌吸收了大量的民歌、军旅歌曲元素，以及朴实无华的口语。文中直接引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送你一束沙枣花》等歌曲的歌词，这些旋律本身就能唤起一代人强烈的集体记忆。老兵们的自白，如“干革命不是做买卖，难道这也值得计较吗?”“希望坐一次火车，看一看乌鲁木齐”，语言极其朴素直白，没有任何修辞的矫饰，却因情感的真挚和背后的巨大牺牲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劳动场景的描写，“没有工具自己造，没有土地自己开”“好瓜好果大家尝，好粮好米快入仓”，带有鲜明的民谣节奏和集体劳动的热烈气氛。

　　另一方面，诗歌又充满了瑰丽的想象、磅礴的比喻和密集的意象排比，展现出史诗语言的雄浑与华彩。如开篇对天山、沙漠的比喻，将边疆地理化为一部巨著;如“用野马扬鬃的塔里木河，作最美的飞白，用古老的丝绸之路作五线谱，用一座座汉唐烽燧作它的韵脚”，将不同的历史与自然元素通感为艺术创作的组成部分，想象力驰骋千里。在抒发对祖国之爱时，诗人写道：“我是鱼背，是龙脊，是你天山山脉上的白雪……是隆起的民族脊梁，其长不知几千里，背上长着垂天之翼”，这种将自我物化为祖国山河一部分的表述，极具浪漫主义色彩和崇高感。

　　这两种看似迥异的语言风格——民歌的质朴与史诗的雄浑——在诗中并非割裂，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质朴的语言负责承载真实的历史细节和情感温度，确保史诗不流于空泛;雄浑的语言负责提升精神境界和审美空间，确保叙事不陷于琐碎。它们共同服务于一个目的：塑造那群既是普通劳动者又是国家英雄的兵团人群像，描绘那片既充满艰辛又诞生奇迹的西部热土。
 

　　五、 结语：永不落幕的序歌与生生不息的传承

　　《天山赞歌》的结尾富有深意：“所有的史诗啊，都是序歌，所有的历史，都是序幕。”这并非谦辞，而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洞见。诗人清醒地认识到，兵团七十年的辉煌成就，放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和迈向伟大复兴的未来征程中，只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兵团所探索的“铸剑为犁，保卫和平，开发边疆，造福人类的道路”，其意义超越了新疆，超越了当下，为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诗歌最终落点于传承。铁血的军魂、兵团魂，“依然代代相传，在军垦战士们的血液中燃烧”。当年轻的支边青年在西去列车的窗口高唱战歌，当无人驾驶的拖拉机在智慧农场奔忙，当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知道，这场始于七十多年前的“新长征”远未结束，那首用天山冰雪、大漠风沙、青春热血谱写的战歌，依然在响彻，在回荡。

　　阅读《天山赞歌》，我们不仅是在阅读一首诗，更是在阅读一部心灵史、一部奋斗史、一部关于忠诚、奉献与无限热爱的教科书。它用贴近生活的语言，却讲述了超越日常生活的崇高故事;它扎根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具体实践，却抒发了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赤子深情。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个体生命如何在与伟大事业的结合中获得永恒，看到了荒原如何在一代代“夸父”和“女娲”的手中变成花园，更看到了“祖国”二字，如何从地图上的符号，化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血肉与灵魂。这，正是《天山赞歌》穿越文字、直抵人心的不朽力量所在。

2025年3月初稿2026年1月6日于库尔勒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