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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民族性的丧失与重塑

2023-08-21 作者:施施然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施施然,本名袁诗萍,诗人,画家,主编《中国女诗人诗选》,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

  有关诗歌的民族性,德里克.沃尔科特曾说“请叫我加勒比海诗人。我要么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兰斯顿.休斯是美国黑人文学的代表诗人,他有首著名的诗叫《黑人谈河流》,在凝练的诗句中,表达了黑人对祖先和故土的寻根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中国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对此也非常认同,他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那么民族性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上,数代人在生活、生产、学习、创造等实践过程中,所积累和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特征。比如语言、生活习惯、文字、历史等,既抽象,又实实在在地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我们的文学、艺术创造无不基于此,如同血脉一样难以磨灭。

  民族性的指向非常广阔。往大了说,它代表着整整一个国度,或一个区域里的人们的精神智慧与价值倾向。远在美国的诗人杰克.吉尔伯特曾在他的诗集《拒绝天堂》里写到他阅读视野里的中国诗人。他读唐代诗人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种隐居生活的内心向往就是他理解的王维式的民族性。读二千三百年前的惠施,“白马非马”式的辩证主义,代表着杰克眼中惠施的民族性。那么当他阅读屈原,那种天问式的上天入地的诘问,又代表着新的民族性。因此,民族性既是宏大叙事的,是一个遥远国度、一个陌生民族的时代精神样貌,同时又是极端个人化的存在,出自作者自身的个人经历、爱恨与命运。

  毕节赫章曾是古夜郎国的中心城市,考古学家在可乐发现了大量的战国、西汉、东汉文物。可乐,彝文古籍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做“柯乐”,是进入贵州的彝族默部(黔西北彝族水西始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在贵州古代历史上曾经占有重要地位。而夜郎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300年。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志》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西南夷在历史上泛指云贵高原的民族,夜郎文化便是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也为神秘的夜郎文化揭开了辉煌一角。

  那么祖祖辈辈生活在拥有如此丰富神秘的古夜郞国文化的土地上,必然影响着后人的性格、生活习惯、生死观,爱情观,乃至世界观。他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方式、脾气情感,天然与生活在华北平原、烟雨江南的人们,有着某种类似于不同血脉般的差异。民族性是一个他者视角。相对于大和民族,日耳曼民族,法兰西民族,俄罗斯民族,或者其他的什么民族,无论是诞生在古夜郞国遗址的赫章,还是生活在华夏大地的任何其他地方,当我们真正投身于诗歌这门古老又现代的艺术,真正从血液里挖掘诗歌,那么所迸发出的每一声叹息、每一声呐喊,都是打通了过去与未来通道的文字,每一首诗也就因此具有了独属于我们的命运密码,人性魅力,以及独属于我们自己的诗歌的民族性。

  2023.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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