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花开 诗意惆怅

　　我眼里，姚江平永远是那个青春勃发的乡下小子。瘦高的个子，清秀的脸庞，带着腼腆的率直，口语中夹带着浓浓乡音。我曾暗自纳闷，江平为啥始终不肯抹掉他的方言土语，就像他总是不肯改变他率直而生猛的脾性一样。我的疑惑不是没有道理：作为八十年代的中师生，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姣姣者，一个曾经受过专门语音训练又当过三年教师的他，为啥偏就修正不了自己地方俚语中的那些泥腥味。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过来，他的那些乡野土味儿，大约是因了他在极力留存作为乡土诗人的野性和率真，或者是在刻意保留某种自然形态的身份识别。

　　遥想那一代中师生，诗人确乎不是一个孤立存在而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件。文学青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时代的标签，而写诗，又似乎是一种必备的生活技能。放在现如今这个写诗的比读诗的还要多的时代，也许根本就无法再去求证这一现象的合理性。似乎，在这块“有水有肉”的盆地里，在这个“与天为党”的“天下脊”之地，山水诗意相生相惜，互为依存，诗性也就成为这片土壤里的一粒粒种芽，在四季轮替中休养生息，香火不断，诗人与诗性就像是这片黄土地里的韭菜，一茬儿接着一茬儿地努芽滋长。记得一次文友聚会时，我横扫一眼满桌子的就餐之人，竟差不多全是青一色的诗人。我不禁小声喟叹道：诗人的天下，岂有我立足之地。同样是诗人的郭新民闻听我的感言后调侃道：一桌子的诗人，唯独你不写诗，这不更显出你的“不同一般”嘛！想想也是这个理儿呀，于是我也就心安理得地与那些诗人为伍了。那阵子，长治这片热土一下子被冠之以“长治诗群”，又名“太行诗群”，由此成为中国诗界一道亮丽风景而倍受瞩目。有一次在黎城的板山举办“十月诗会”，荆棘丛生的山梁上布满了遍地的南瓜、柿子、玉米穗子，这种人为布景美妙而充满无限诗意。那一天的板山土坡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们脚踩大山，仰面朝天，在暖阳与微风中吟诗作赋，好不快哉！那次诗会，姚江平作为主要筹办者，郭新民自然是擎旗之人。全国诗人拥集长治，给长治诗坛引来了无以伦比的荣光。那些年，在诗人郭新民的带领下，长治诗坛曾经搅动了中国诗界。据说先后有八位长治地域诗人先后参加了中国诗坛的盛宴“青春诗会”或“青春回眸”诗歌活动。长治诗坛的蠢蠢欲动，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谭五昌先生专门组织课题组研究长治诗坛的这一“异象”，并出版了专著《新世纪长治诗群研究》，并指出“长治诗群正在以其卓尔不群的特征和大气执着的品格屹立峰巅，其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兀立意义和存在价值，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丰富，必将越来重要”。由此，让太行山刮起了时代的雄风，也让长治诗人在全国风靡一时。

　　江平一路走来，我觉得他的诗与他的人生以至官道一样既普通又非凡，他像极了一只在大风大浪里划行的小船，时而顺风顺水，时而迂回颠波飘渺。江平在自己的职业生涯行将落幕之时，主动给自己画上一个小小的休止符，应该是，志得意满者有之，心有不甘者有之。文学之路虽布满荆棘丛生，但确乎比为官之道更顺畅一些。江平出版过六部诗集、两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曾荣获赵树理诗歌奖，也获过多项国际国内诗歌奖，这对一位非专业诗人来说，应该可以用创作颇丰来一言而概之。

　　我与江平，因文学而结缘。作为诗人的江平与从不写诗的我，从师范时就相携而行，四十年风雨兼程，他写他的诗，我写我的小说，后来我们同一时间当上了长治市的作协副主席，然后文场饭场多数时候他中有我，我中有他，就像两个打不散的冤家一样，彼此插浑打趣，又往往相得益彰。记得在读师范第二年的时候，我与江平、郞丽宁来了一次“三人组”，自己策划、自己编排、自己刻印，出版了长治师范建校以来第一张纸质报纸《长师园地》。彼时，三个毛头小伙无知者无畏，充当了校园文学的萤火虫。那时候，我们个个夜郎自大，自喻一定会是未来的“赵树理”。后来似乎都未能成为“山药蛋”作家，但长治这片地域后来叫得响的那些文学写作者，就多出自长治师范这个“乡下孩子的集散地”。说来邪乎，就那么上下两三届，竟走出了好几位舞文弄墨的姣姣者。

　　江平在黎城县西井镇“主政”的那些年，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顺风顺水的时期。那时候西井的山坡上开满了各色的花瓣，结了数不尽的硕果，自然也开了无数朵的“诓花”。曾经，我与江平、丽宁三人挤在一张窄小的单人床上，一夜无眠到天亮。三人聊天聊地聊诗聊文学聊人生聊事业也聊爱情，那时候正处于风华正茂热血沸腾的年纪，无论自己干得是不是风生水起，最起码每个人心里一定是卓尔不凡。天亮时我和丽宁各自走了，江平还得摇身一变做他的地方小令八品芝麻官。那时候，他的政绩也许比西井山坡上的花骨朵还多，他也因此得以提拔重用，异地升迁。从乡村教师、县级机关公务员、乡镇干部、地方法官，一路而行，江平走得实属不易。努力过，兴奋过，辉煌过，这难道还不够么！

　　江平更在乎的也许是他的那些诗。那些年，江平一边在本职领域发号施令，一边像一个老农一样“躬耕陇亩”，在诗意中行走江湖。他的嗓音可以压倒任何人，他的气势可以压倒许多人，他喝酒的气势一样非同凡响。喝酒必喝矿泉水，白酒加矿泉水成了他喝酒的标配，而且无论冬夏，冰镇最好。莫要问酒喝了多少，单看一眼地上有多少个空矿泉水瓶子，就足以让你叹为观止，心生敬佩。酒过三巡后，江平声音如洪钟，且秉承饮酒“三要素”：车大灯、鸟鸣声、倒金钟。这喝酒三境界，不喝酒的人不明就里， 饮酒之人不必详解。因为酒量远不如他，与江平在一起喝酒，自然是多说不宜。他有时候会放我一马，更多的时候会取笑我是“倒不满、喝不尽、随意洒”。人说酒品如人品，江平性格率真急躁，维人，也得罪人。好在了解他的人都认同他，尊崇他。当然，也免不了会走一次麦城。

　　江平对诗的痴迷与专注不亚于那些文学小青年。他耿耿于怀的一件心事，是能“写出一首流传于世的好诗来”，这成为他孜孜以求的一种修行。江平把自己的诗歌创作自谦为“根性写作”，这对于一位生于大山深处，喝着漳河水长大的诗人来说，他的根就在山水之间，他的魂也在这山水之间。著名诗人郭新民这样评介江平的诗：“他是一位由现实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倾向明显嬗变的诗人，他执着寻找真实与真纯，他是营造现实抒情意象与坦诚反思的实践者、探索者、追求者。其质朴、真实、细微的手法，创作内容的地域性、乡土性、开阔性非常突出。他以儿子对母亲的那种亲切，以感恩与深邃的视野，小心翼翼、十分虔诚地亲近着太行山与漳河水，常常发自肺俯提出反思与诘问。”

　　“黎侯虎丛书”共有六位黎城籍诗人的诗集，是一部地域性的“诗歌总集”，是一次地域诗人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它代表了黎城以至长治诗界的一个特例，更是一种地域性文学爆发的先兆和突破。自然，其中的艰难和不易一定是甘苦自知。江平在其中作出多少努力，外人不足道也，但他自己一定心知肚明，那帮诗人兄弟一定也是感慨颇多。郭新民说江平是地域性诗人的“带头大哥”、“领军人物”，这个头衔应该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表述，也难怪在丛书发布会当天江平会酒后“失态”，举杯间突然“痛哭流涕”。江平这种诗性表达，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唏嘘不已。那把热泪，那种喜极而泣，可以说是对以他为代表的那群诗人多年诗路的艰辛回眸。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一行诗都是心血凝成，每一次挥毫都是灵魂的震颤。

　　读“土豆花开”这首组诗的时候，诗句中那种随性恣意的情绪一下子触动了我平静的内心。江平这样描述土豆花：“土豆开一次花儿真的不容易/一钻进土里，就不见了天日/黑是生活的主色调，潮湿的/工作面，单兵岗位的作业/一头扎进地下，底下一片漆黑/低着头努力摆正位置摆好姿态/把向上成长的根扎实，任何的闪失/都有可能错失出头之日”。土豆花静静绽放，它的每株花色，每一瓣花蕊，都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希望的寄托，默默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美好。每一片花瓣都沐浴着阳光的暖意。土豆花遍布田间地头，以朴实无华的姿态，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泽，成为山坡头田野间庄稼人最暖心的风景。在这首组诗里，诗人把一种自恋与自傲、自卑与自恃的心境显露无疑。“土豆花没有缠绵于/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花萼朝天，自然承接/天液雨露，源源不断地输入地下/这是一颗土豆安身立命长大长好的/生命线。”转而又这样描述：“一朵花心里牵系着地下的土豆/土豆一生都没有看过一次土豆开花/土豆花没有看到过一个长大了的土豆”。花为谁开？芽为谁努？花与芽，它们是土豆成长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就像蚕与茧、蛹与蛾，就像一个成年人看着满地乱跑的年幼孩子时一样的心境吧！那种舒心又失意的心境跃然纸上。想一想，世上有多少人在意土豆开花呢？土豆是山坡地里常见的一种农作物，在饥荒年代，它养活了那些底层的众生，在日常里，它又是人们不可或缺的一种美食。它虽普通，人们却不能离开它。它在花开时节，花色确实不怎么诱人，它生长在不显眼的山坡地里，寂寞生长，寂寞花开，从来不引人注目。诗人不遗余力地赞美它，标榜它，莫不是一种同病相怜般的感慨？它花果同株，花却不是果，花开在地面，果实深埋地下，花果不相见，会让你臆想出许多不相干的细节末梢来。杜甫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不晓得江平是否对杜工部的这首诗有过在意，如果他不曾在意过，那他在这首“土豆开花”的组诗里同样表达了人生的某种境遇，诗人一定是在寄托一种属于诗人自己的心境。“所有的土豆块，兄弟姊妹般/匍匐着，潜伏在生活的底层/等待着蚯蚓的仰视/蚂蚁的列队膜拜/蚂蚱的手蹈足舞。”你且莫要觉得我渺小，我还有崇拜者！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艺术地再现了土豆这种再平常不过的农作物生命周期中的一种自然之态，更是在抒写诗人骨子里所隐含着的那种自恋与自信，以及一种不服输、不认怂的内心情势，是在抒发底层众生的一种自励与自傲的普遍心态，是对人生境遇的一种另类思考。

　　《秋天的心情》写大山里秋天的景致：“最先抵达秋天的肯定是一缕风/顺着庄稼地的垄沟，风悄然不觉地/把地里长着的庄禾抚摸过/然后，抖了抖身上的露水/走出地埂，以秋风的身份亮相在/田间的小路上/碗碗花喜庆得手舞足蹈。”诗人调动了各种元素：秋天、碗碗花、色彩、风、白云、大雁，这些只属于一个季节的景致，拥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诗人借一颗草，或者一株地垄间常见的打碗碗花来充当秋天的主角，借一棵草一株花来抒写一种自然之态，借一种花草来写一场秋天的盛宴。写景咏物，人却是主角。全诗以“人”的视角，纵观花草。即使是那些打碗碗花，也是人的视角下的一种情状，它在人的视线里“手舞足蹈”，在人的视线里随意开放成“黄色的、白色的、粉红色的、黛黑色的、花花色的”花，这“野美人”富有心计般在秋风中摇曳生姿，沿路的两边，无序开放，却无比动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并主张“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这首诗中，诗人无时无刻不身陷其中。秋风送爽，大雁排成“人”字型翩翩而来，在风景如画的秋意里，秋风“以母爱般的风韵让一季庄稼低下头/表达对劳动的尊重和感恩。”那些田野里花草在微风中轻轻摆动，它们仿佛在向劳动者致以深深的谢意。诗人把乡村最常见最普通的野花野草作为书写与抒情对象，情有独钟般珍视“这些草花”，一定隐含着诗人一种独特的个体情感和内在的心理需求。他一而再地歌咏这些花花草草的宁静之美，一定隐秘着诗人某种心绪与心结。这种刻入骨髓与灵魂深处的花草意念与乡村情结，折射出诗人那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草根情怀和作为“根性诗人”的一种执念。或许，诗人执意要表达的，是对这片土地的尊重，对劳动者的感恩与敬仰。

　　在《我弯下腰拔起一棵谷草》里，诗人依然是在表达亲吻土地、亲吻幼小生命的一种心境。“其实，对于一棵谷草来说/沐浴在天地之间的宠爱里/随心所欲地生长，还真是莫大的幸福。”集万千宠爱，不如把我放在天地之间，任由我随心所欲。那些谷草，虽不起眼，却承载着大地的深情与阳光的厚爱，每一片叶子都在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自由。诗人以细腻的笔触，将这份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对生命的礼赞，悄然融入在字里行间，令人动容。

　　谭五昌在《新世纪长治诗群研究》中指出，确立姚江平在“长治诗群”中重要地位的主要标志是“其乡土文化内涵的审美书写”。“江平身上的乡土情绪却是深入骨髓的。本质上讲，姚江平是一个典型的乡土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对于太行山地区的乡土文化审美经验有着最为充分的展示。”这是对江平诗歌的“定调”，也客观上映照出江平诗歌的总基调。

　　组诗《山水之间》是诗人写给他脚下这片土地的一组诗，也是他对这片山水发乎情止乎理的一种诗性表达。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江平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厚意无以伦比，他用歌咏的形式表达了一位本土诗人对这片山水的无比挚爱。“翠绿、纯净、鲜嫩，饱满/让我的血脉一次次偾张/像一群羊路过/一片青青的草地/贪婪/似乎要把黎城这块大地/一口吞下。”诗人运用色彩、符号、形态形象地表达其对故土乡情的一种深厚情感，用物象化、具象化、夸张拟人的手法表达他的一种独特而纯真的情感。诗人以一群羊路过一片青草地时的情状来描述对这片土地的喜爱，这种拟物化的表达方式太符合诗人的个性了。喜欢它，就一口吞下它！诗人要的不是文雅，而是用一种夸大的“吃相”来表达这种别样的情绪情感。如果说上阂还用“抚摸与亲吻”，下阂就变成了“贪婪与吞下”这种暴力的方式。与眼下爆红的《哪吒2》的手法如出一辙，哪吒的形象看似有些丑陋，实则是一种被异化的偏爱。在乡下，人们总爱给自己心爱的孩子起一个丑陋的名字，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表达那种怜爱和喜欢，诗人用“咬她一口”这种暴力手法来抒发那种怜爱，这非常符合一个乡土诗人对故土山水的情感表达方式。

　　其中一首《潜伏者》，最能贴切表达诗人的心绪。在诗人眼里，“草是自然的潜伏者”，它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低到花丛里、石缝里，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方，直到不起眼最好。这何尝不是那些普通的芸芸众生呢！它们无所依傍，无所依靠，只能做一个“潜伏者”，当遇到一棵树时，在遇到风雨雷电时，那些草懂得了相互依靠、相互依存的必要。读这首诗时，我蓦然想，诗人在以草喻人，以草喻那些底层的芸芸众生。江平曾有一部诗集命名为《这些草》，他总是对那些花花草草情有独钟。那些草，无依无靠，命定只能做一个潜伏者。因为力量弱小，势单力薄，而需要相互依存，因为弱小而在常态下卑微、懦弱。从表层而言，这似乎是一种“示弱”，但我一直觉得，江平在歌咏那些草的柔弱同时，又期盼和标榜一种独立独行的诗人秉赋，他不但在为底层民众与弱势群体代言，更是以此表达一种强烈的民本意识，是对普通民众生存境遇的一种咏叹。人的一生说穿了是一个顿悟的过程，只有清醒者才会有痛苦。作为思想家的诗人，不断顿悟的过程就是一个反复阵痛的过程。《周易》云：“潜龙在渊”。诗人深谙其理，但他也许并非认同这种处世之道。以江平的性格，他注定不会成为一个像草一样的“潜伏者”，而会成为一棵树、一座山、一条蛟龙。张扬的个性，注定让他成为一个独立独行的诗人和思想者。

　　短诗《相遇》同样是诗人心境的表达。世间相遇，知已难觅。诗人与一只小松鼠不期而遇，它是不是把我当作了走失多年的一个朋友？与小松鼠共舞，何尝不是人与自然的深度对话！抑或是一种曲高和寡、不愿与世俗合流的自恋与自醒。

　　在《黎城的春天》一诗中，流水、鸟鸣、虫草、清风细雨、绿草菌菌，蓝天白云，如此等等，哪样不是我的最爱？那连翘呢，作为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中草药，更是一种具象化的代表。蚂蚁搬来了春天，让大地“山花烂漫”。这些具象化的风物都逃脱不掉诗人的视线，而诗人的内在心思，才是这首诗的诗眼。

　　一首《站在一棵松树下》让我感受到，越爱热闹的人越惧怕孤独。李白酒后“对影成三人”，世间至情至性之人，都逃不过孤独，而诗人对山野间松树的对白，恰恰表达了诗人的一种惮意般的心境。诗人偏爱一棵松树，把一束野花赠于它，这不单单是一种敬意，而是一种抚慰，期待它不再孤单。其实，孤单的不是松树，而是诗人自己。情到深处人孤独，寂静的大山里，诗人伫立一棵挺拔的松树下，油然而生一种孤寂之感，这不单单是对一棵松树的情思，而是对大自然、对自我人生的一种遥寄，一种主观心境的表露。树不知人心，人却在为一棵树的孤寂生发多情，这种内心的震颤让人感慨不已！

　　《向上的路》以一个攀登者的视角抒发情怀。上行之路未必坦然，布满荆棘丛生，这是人生的常态。《法兴寺》以一座庙宇的沉思与顿悟，来表达一种惮意与诗意的相互映照。在江平的诗里，有一种“命定”的东西无处不在，他往往以一种赤祼祼的表白来表达一种回归本真的善心、童心。诗人把一些生活日常融进诗里，日常也就充满了诗意。《摘花椒》表达出“花椒不是树，是香辣人生”。《谁在向阳的山坡上酒下一片金子》《再大的容器也装不下这一山的朴素和蓝天》，这些带着哲理思辨味道的诗篇，是诗人的一种灵魂拷问和理性思辨，是对本真的坚守，对过往生活的回望，也往往融进诗人的理性思辨和哲学思考。

　　诗人的心是想通的，即使相隔千年。《高天之上》与屈大夫的对话，将诗人的侠肝义胆、率性而为予以诗意表达。组诗《栗家沟散记》，连着一只麻雀都不落脚的院落，到底隐藏着多大的忧伤。凋弊的乡村，人心的荒芜，让空寂与无望在静默中沉沦。

　　江平的诗总是注重营造某种氛围和意境，在意境中表达己见，抒发情感。无论是《浊漳河》《玉米书》还是《抵达大地》《大风起兮云风扬》《投入土地的一粒种子》都反复使用了排句，通过营造一种氛围和气势，来表达诗人对土地与粮食、土地与人、自然万物，美美与共，天人合一，天地人和的一种深厚情感。这种情感与诗人对土地、对乡亲、对万物无比虔诚与崇敬的内心情结相互缠绕勾连，并最终互为一体，让诗人的情感得以释放与融解。在长诗《抵达大地》中，诗人开诚布公地喊出“我们永远是大地的孩子/这是我们的宿命和缘定。”这是一位游子发自内心的呐喊，也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反复标榜自我身份的一种文化认同。诗人竟一连用二十五个“才有”，一气呵成，气势磅礴，震人发馈！无垠的大地给了诗人思索、冥想和对万事万物的勾连：“一滴眼泪浸泡了乡愁/一方水土孕育了民风。”站在辽阔无垠的大地上，才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而所有的力量都是大地的拜赐！

　　美国农民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文学始于地理”。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任何作品的创作也只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发生。这是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江平的诗歌地理因素从来就不曾离开过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批评家李犁评价江平的诗是“用浪漫来融解乡村甚至乡村的哀伤和苦难。他把乡村引进诗歌，完全是一种本能的、自在的、必须的、不自觉的行为。”他把江平喻为“大地之子”“乡村哲学家”。事实上，江平早已被这片土地融化，并成为土地的因子，他几乎所有歌咏土地的诗篇都似乎是信手拈来，化山野成诗，化河流成诗，化田野间的一草一木为诗，以一位乡村歌者身份，在自然之境与人文之境中呈现诗人对故土、对乡情的无比眷恋与挚爱。

　　在长诗《投入土地的一粒种子》中，诗人同样用了一连串排句，来抒写对种子作为希望、作为力量的象征意义予以颂扬：“小小的一粒种子不小/轻轻的一颗种子不轻/窝身泥土才虎踞龙盘/立身大地才生机勃勃。”种子力量无穷无尽，但它必须深入泥土才充满生机。万事万物离不开大地的呵护与加持，其对大地的赞誉不言而喻。在长诗《我的大西井》中，竟一连使用了二十六个“西井是什么”的连排句，直抒胸臆。在歌咏西井的物产时，甚至不惜用“顺口溜”一样的“土语”来表达其对西井这片土地顶礼膜拜的情绪。诗人用李白“梦游天姆吟留别”的诗风诗境来表达自己那种迫切与洒脱，竟用二十六个“一切”来对应关照和突显自己的内心情愫。诗人毫不掩饰地咏出“西井是长在了骨头里的大西井哟/西井的美丽是美在我心窝窝里的大西井。”诗句质朴无华又充满激情，蕴含着火山一样激烈的感染力。诗人叶延滨这样评价江平的诗：“江平的诗歌让我看到他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土地和天空的诗人，这土地就是他为了生存而与底层民众建立的血肉联系，这天空就是他为了梦想而让精神升华的诗性追求。”

　　长诗《我的九虚岁的小姐姐》用极其朴素的口语化形式，简洁素描的笔法，勾勒出九岁的翠平小姐姐的短暂一生遭际。翠平小姐姐是大伯家的二闺女，因为一次“偷吃”，在一次“挠挠挖挖，挖挖挠挠，舔舔吃吃，吃吃舔舔”的“特别行动”之后，竟然活生生要了她的小命。这是一个特定年代的悲剧，这是一个普通乡村小闺女短暂一生的“年谱”。诗人用一咏三叹的表述手法展开叙事，既饱含激情又充满柔情。全诗的爆发力与震撼力强烈地撼动着读者的情绪，为翠平小姐姐的悲惨遭际泪目。这个三岁就没了亲妈，四岁时发高烧被村医一针扎进去瘸了右腿，每天拖着一条瘸腿挎着一只荆条篮子，一天两趟地给猪剜灰灰菜、苦苦莱、沙蓬菜的翠平小姐姐，竟然被自己的亲爹和亲奶奶“合谋”给害死了。难道害死小姐姐的罪魁祸首真的是她至亲至善的亲人吗？当然不是！而是那些可恶至极的虱子！父亲从生产队悄悄拿回的农药“乐果”抹在翠平小组组的棉衣缝隙里用来毒死虱子，聪明勇敢的翠平小姐筑起高台将奶奶珍藏在篮子里的一枚小小柿饼悄悄拿出来，在“一边舔一边挠”中被夺去了自己年幼的性命。翠平小姐姐死了，但小姐姐的悲剧人生似乎还没有完结，几天之后，九岁的翠平小姐姐就成了“新嫁娘”了，她和一个死去多年六十九岁的孤寡老汉结了阴婚。翠平小姐姐“第一次绑上了两尺长的大红头绳/第一回穿上了崭新的花棉袄”，实现了她梦寐以求坐花轿的梦想。翠平小姐姐的死是一种偶然，是一种阴差阳错，却又是命定的一种必然。

　　这并非是一首单纯的叙事诗，而是一首带有明显批判色彩的诗。全诗情感线与抨击线互置并行，在饱含深情记述翠平小姐姐悲剧人生的同时，对这片故土曾经的贫困、落后、愚昧予以了毫不留情的抨击。诗人是站在自己挚爱的土地上对愚昧与落后等旧的传统观念进行彻底否定与抨击。且看诗人是如何描述九岁的翠平小姐姐从挂在高空的篮子里拿走那只柿饼的：“气息屏紧，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瘸腿轻点，一如堂前飞燕/身姿矫健，俏似一道彩练/从北偏房一跃而出，眨眼间穿过庭院。”这种冷幽默式的叙事让小主人公的悲壮色彩愈加浓烈，强烈的批判性显而易见。

　　翠平小姐姐悲惨一生是刻印在“我”幼小记忆中的一件陈年往事，却压得我喘不过气，成为压在诗人心底的一件“心事”。作为诗人的我，力所能及的，就是写一首诗聊作纪念，仅此而已！“我泪雨滂沱地想着你，我好想好想你啊！”“我”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我”这个被冠之以诗人的小弟弟，“他的性子还是那样倔强，脸色黛黑枝干刚硬/头顶着天脚抓着地，气宇轩昂地站在/三十亩村老宅的门口。”这显然是在与落后与愚昧诀别，与过去岁月作一次彻底的切割，并以此告慰九岁的翠平小姐姐，她的那个小弟弟已经顶天立地、气宇轩昂地伫立这片土地之上。对诗人而言，这是一次一反常态，是诗人与过去决裂，与贫困、落后、愚昧说不的宣言书！也是诗人摆脱童真的一次自我觉醒，是一位乡土诗人站在本土对陈规陋习的一次全力开火。在诗人情真意切的反复歌咏中，那种浓烈的情感律动和内心波澜昭然若揭，质朴、灵动的艺术造诣和审美意趣得以尽显。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强调诗要讲究含蓄味远。作为表现诗人思想感情的诗，首先要感物吟志，借客观的物象抒发自己的情感。这种思想感情的抒发不应是直露的，而应当是含蓄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做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诗要“言有尽而意无穷”，“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读江平的诗，让我时时感觉到他勃发的创作冲动，他的每一首诗都情真意切，饱含激情，充满艺术感染力，但少量诗作也不免有浅显直白之嫌，或许应引起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