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白的新古典主义诗歌
从中原到北美，苏小白构建了一个游移于古典意境与现代异乡之间的独特诗性空间。他的笔下，季节不是单纯的布景，而是承载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容器。晚风是“老黄狗”，啃着秋天“仅剩的骨头”；南瓜灯在霜风里“呲牙咧嘴”，星子则是故国“蜿蜒的隐隐山脉”。这些意象绝非静物写生，而是被赋予了强烈的动作性与情感张力，使农历风情、故国传说在异乡的土壤里倔强地呼吸。
一
诗绘制了一幅精神地图，其间布满文化的沟壑与情感的等高线。苏小白以细腻而克制的笔触，将个人的乡愁升华为一种普遍性的现代境遇描摹。人如何在流动的时代里，携带自身文化的“年轮”，在异质的风景中辨认出那些“惟有农历才有的风情”，并最终在语言的创造中，完成对离散灵魂的短暂收留与永恒安慰。诗行之间，古典的月光依旧皎洁，却静静照在异国的铁桥与松树上，映出一种清冷而执拗的光辉。
诗人巧妙地运用了“新古典主义”的视角，并非简单挪用古典意象，而是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与重组。落日可以是苍黄的炮口，明月可以是巨轮，铁桥的阴影能“泊定疲倦的轮船”，而倒车镜里竟能同时陷落“火星与紫微星”。这种将历史(1846年的炮台、苏轼的月亮、禹州钧瓷)与当下(特斯拉、赌场霓虹、微信玫瑰)并置的手法，产生了强烈的时空压缩感。文化记忆如同“河图洛书”般的密码，刻在弹痕上，也刻在游子的解读里，形成一种既厚重又飘零的审美体验。
他的写作姿态，始终是一个“观察者”与“介入者”的矛盾统一体。时而“倚着老宅的门板”体味农历，时而“双手交抱”在月光的“庄严法庭”接受审判；既是“落魄的诗人”收集溪头的银色，又是透过铁门接受“神的恩典”的伫立者。这种穿梭于不同文化场景、不同情感维度的视角，使诗歌形成多声部的复调。故乡的井台梅花与美西诊所的夕阳形成对位，小镇的冬晚既是凋零的树，又是国画里的“向晚春山”，在在揭示出灵魂在两种文化间的拉扯与栖居。
诗的深层结构，是对“离散”与“栖居”这一永恒母题的当代书写。雁阵暗示“签证的长度”，候鸟在“城中湿地”密谋“绿色暴动”，黄叶是“盖着邮戳的信札”。位移带来的不仅是地理的隔阂，更是时间感知的错位与语言家园的重建。诗人用汉语的“细嫩的牙”去咬异乡的衣领，在圣盖博河漂流中寻找“玛雅文明失传的密码”，最终在“火车无休无止的运行”与“地球那端的潮声”里，确认了一种流动的、悬置的、却又在诗行中牢牢锚定的存在。
二
苏小白诗中的“思”与“情”，并非简单的并列或交融，而是一种深邃的共生结构——思是情的骨架，情是思的血肉，二者共同构成其诗歌世界中游荡的灵魂。
他的“思”，是一种带有地理坐标的文明之思。思的起点，往往是身体所处的具体空间——美西小镇的铁桥、罗斯山脉前的铁门、1846年的老炮台。然而，思的轨迹并不停留于此，它必然沿着记忆与文化的经纬度，穿行回历史的深处与故国的风景中。于是，炮台上的弹痕成为阅读“河图洛书”的密码，小镇的月亮被指认为“苏轼的月亮”，圣盖博河的水流竟映出“乾隆年间的月亮”。这种思，是离散者特有的精神导航，它不断在异乡的此刻与文化的源头之间建立连线，用古典的意象坐标系来为当下的存在定位，从而抵御因地理位移带来的失重感。
他的“情”，则是一种高度意象化与克制化的存在。情很少直接倾泻，而是被冷凝、物化为一个个可触可感的客体：是“玉米在新月下用细嫩的牙咬着衣领”的农历风情，是“泪滴太重。身子苍老”的落叶，是“液态蛙鸣”与“被捆绑的云”。情感获得了物质的重量与形态。最为典型的是乡愁，它并非空泛的呼唤，而是“南瓜灯在霜风里呲牙咧嘴”的顽韧，是“行李箱般整饬的云朵”的漂泊感，是“一束未拆的玫瑰”所泄露的“清露中间的小山河”。情，就这样被思赋予了具体形象，被安放在跨越太平洋的意象摆渡船上。
思与情在其诗中最精妙的化合，在于创造出一种 “审判”与“疗愈”并置的意境。在《城中湿地》，明月高悬搭建“庄严法庭”，诗人的倒影成为“被羁押的灵魂”，接受“澄明底审判”。这是思对情的审视——对自身文化之根与异乡之身的矛盾进行冷静剖析。而在《走在铺满黄叶的小径》，当“那个人，衣摆拂过时/忍不住回首，看见彼此”，以及最终黄叶成为“大地平和的脉搏”时，又完成了情的疗愈。思的锐利与情的柔软，在此达成和解。这种内省式的“审判”与共情式的“疗愈”循环，构成了其诗歌情感的深层节奏。
苏小白的诗歌印证了，最深刻的“情”必由最复杂的“思”所承载，而最辽远的“思”亦需最精微的“情”来注入温度。他的诗行，是思与情相互冶炼的坩埚，锻打出的是一种属于当代漂泊者的、既承载着文明重量、又闪烁着人性微光的独特诗性金属。在这金属的冷峻光泽下，跳动着的是一颗温暖而固执的归乡之心。
三
苏小白诗歌中的“词”与“物”，绝非简单的命名与被命名关系，而是构成了一种相互唤醒、彼此重塑的创造性契约。在他的诗学世界里，物并非沉默的客体，词也非透明的标签，二者通过诗人独特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成了一套充满张力与隐喻的符号系统，共同承载着离散经验与文明乡愁。
物，是携带记忆密码的“文化容器”。 苏小白笔下的物，极少是单纯的物理存在，它们天然地负载着时间的层理和文化的印记。南瓜灯、稻草人、农历、铁桥、炮台、石桥、钧瓷……这些物象被从日常语境中提炼出来，成为连通“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国”的密钥。铁桥可以幻化为“一条飞龙”，其阴影能“泊定疲倦的轮船”；老炮台的弹痕，可供游子像读解“河图洛书”般解读自身文化。物在这里，脱离了其原始功能，成为文明记忆的活化石与情感坐标的参照点。它们既是异乡风景的组成部分，又是故国世界的忠实信使，在词的选择与调用下，物的内在文化维度被激活、被彰显。
词，是进行时空嫁接的“炼金术”。 苏小白的用词，精妙地体现在对物的“重新赋义”与“跨语境嫁接”上。他擅用古典诗词的凝练与意境，来点染现代异乡的物象。“雁字”暗示“签证的长度”，“新月”会“笑着吐吐舌头”，“黄叶”是“盖着邮戳的信札”。动词的使用尤为出彩：晚风“啃食”枝桠，苔藓“啃噬”炮台，明月“碾出”怒火，夜色“偷袭”。词赋予物以强烈的动态和拟人化生命，使静态的场景充满戏剧张力。更关键的是，他通过词，将不同时空的物并置、叠加，如“特斯拉”倒车镜里同时陷落“火星与紫微星”，“玛雅文明失传的密码”顺圣盖博河漂流。词在这里扮演了时空隧道与意义焊接机的角色，将离散的、异质的物，编织进一个统一的、充满个人历史感的意义网络之中。
词与物的关系，最终指向一种“诗意的栖居”策略。 在苏小白的诗歌中，词与物的结合，本质上是诗人为自己，也为读者，在异质文化环境中建构一个可以“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的过程。当“菖蒲”能隔开城市，“芦苇丛”竖立成栅栏，“一杆灯”像华美柱石时，词重新组织了物的秩序，创造出一个既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审美空间。这个空间允许“穿唐装的外乡人”接受明月的“审判”，允许“从唐朝来的异乡人”骑着“五花马”过南丘。通过词对物的重塑，物理上的“异乡”被转化为一个可以容纳古典情怀、进行文化反思的诗性场域。词，成为诗人对抗地理与文化疏离的武器；物，则成为这场精神战役中忠实而丰饶的根据地。
因此，苏小白诗中的词与物，共同构建了一种抵御精神流散的“诗学装置”。物以其坚固的物理性和丰沛的文化记忆，为词提供锚点与矿藏；词则以其敏锐的感知力和强大的隐喻功能，为物解锁新的意义维度，将其从异乡风景中解放出来，转化为可以安放乡愁、延续文脉的“故国飞地”。正是在这种词与物持续不断的相互发明中，诗人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艰难确认，也实现了对新古典主义诗学在当代、在海外的一次深情而有力的重构。
四
苏小白诗中的“异乡人情结”，是一个在其诗学中反复锻造的核心母题。它呈现出一种立体的精神图谱：在空间上是离散的，在时间上是追忆的，在文化上是古典的，在情感上则始终处于自我审视之中。
异乡人身份：作为永恒的观察者与“受审者”。苏小白明确地将自我指认为“异乡人”、“外乡人”或“穿唐装的外乡人”。这一身份是其所有书写的出发点。他诗歌中的“我”，天然地与环境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带着“试探今秋雨水的深浅”的警觉。
最独特的，是他将这种隔阂感意象化为一场精神的“审判”。在《城中湿地》中，异乡人的倒影是“一团被捆绑底云/遭羁押的灵魂”，在明月搭建的“庄严法庭”上，为“肉身之罪孽”接受澄明的审判。这“罪孽”可以理解为精神与故土的分离，也可以是对新环境的无法全然融入。这场内在的“审判”，是其异乡人情结中自我怀疑与精神洁癖的终极体现。
文化应对策略：用古典语汇翻译异乡景观。面对异乡，苏小白并非被动承受，而是主动运用自己最熟悉的文化武器——古典诗词的意境、语汇和节奏，来“翻译”和“驯化”陌生的美国西部景观。这种策略，正是为了在精神上“收复失地”。
时间的并置，他把眼前的圣盖博河，看作是“禹州钧瓷一样映著罗斯山角的黄昏”，其中游动着“乾隆年间的月亮”你的提问历史。异乡的黄昏因古典意象的注入，瞬间被赋予了文明的深度。
空间的嫁接，他骑车过铁桥，感觉“犹若骑上五花马”你的提问历史；看到“白色的特斯拉”驶过，倒车镜里的幻象却是故乡村口石桥眼中“苏轼的月亮”你的提问历史。现代交通工具被古典意象“点化”，异质的空间由此被连接。
传统的召唤。苏小白“总是以古人的眼光来看世界，在在把现代生活翻译为古代版本”。这种“翻译”不仅是修辞，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本能和生存策略，他用这种方式在异国他乡为自己搭建了一个熟悉且安全的精神家园。这使他虽身处美国，但“古典的世界一直围绕在浪猴(苏小白)的身边”。
精神归宿，地理的故乡与心灵的栖所。那么，苏小白的“故乡”究竟指向何方?他的情结呈现出双重向度：对地理故乡的追忆，诗歌中充满了对“老宅”、“农历”、“玉米”、“井台梅花”等具体风物的深情回望，这是一种基于真实生命体验的、血肉丰满的乡愁。对文化原乡的皈依，对于苏小白，真正的故乡“坐落我心里”，是一个由古典诗词、审美情趣构筑的“文字国”。这个“文字国”比地理上的故乡更恒久、更纯粹。因此，他的“归乡”往往不是物理的回归，而是在诗行中完成的精神栖居。无论身在河南、北京还是洛杉矶，他都在持续地营造那个“花的海洋、树的故乡、鸟的天堂”般的古典意境。
苏小白的异乡人情结，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在文化悬置状态下的诗意创造。他不是简单地哀叹“独在异乡为异客”，而是将这种悬置感转化为创造的张力。一方面，他通过古典的透镜凝视异乡，获得审美的新鲜与陌生化效果；另一方面，他又将异乡的经验纳入古典的诗学框架，使其笔下的古典世界不至于沦为僵死的标本，而焕发出与当下生命体验对接的活力。他成为了一个文化的“摆渡人”，在太平洋两岸、在古代与现代之间，用诗句搭建起一座仅供灵魂通行的桥梁。这种深刻的情结，源于个人际遇，却映照出全球化时代许多漂泊者共同的文化乡愁与精神处境。 在苏小白笔下，异乡不再仅仅是地理坐标，而成为一面映照文化身份、考验诗学创造力、并最终通向更广阔精神原乡的镜子。
2025.12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