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的文化意味

自1980年代以来，文学界“楚风”的复兴颇有声势——在湖南作家群的“寻根热”中，可以使人感到楚风的忧愤与神秘；在湖北作家描绘荆楚风情的作品中，也散发出楚人挥洒生命的冲天热情（如陈应松的《黑艄楼》、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邓一光的《战将》、胡发云的《老海失踪》等等）。柳忠秧是楚人，在商海里拼搏了多年以后，他也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表达了他对楚风的追慕。在长诗《楚歌》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从“醉向伯牙觅知己”、“豪饮秋涛酹赤壁”的狂放到“九死汨罗殉真礼”、“我击楚歌歌霸王”的悲怆，还有“爱晚亭里说晚霞，岳阳楼畔诉孤愁”的感伤，还有“我欲纵身擎天问，何日能见云中君”的焦灼，更有“我拜荆州张江陵，人间已无真居正”的浩叹……字里行间，燃烧着楚人的生命烈焰，足以唤起我们对于楚魂的遥远回忆：那贯穿于《楚辞》到公安“三袁”、曾国藩到谭嗣同的率真性情、狂放品格、深广忧愤，一直是激励楚人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的巨大精神力量。这股力量也许是楚风的精神内涵所在，就像萧兵在谈及《楚辞》时指出的那样：“尽管庄重、典丽、飘逸，但更有一重热烈，一种放浪，一阵嘶喊，那来由也不仅是个性的，而也有那个‘时代’的大胆，那个‘地方’的狂放，那个‘民风’的强悍。”（《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页。）
“楚风”的复兴显然有深刻的现实背景：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唤起了个性的普遍觉醒，也呼唤出多元文化思潮彼此激荡的奇观。张扬个性，正好与楚风的狂放契合；而文化的多元格局，也当然少不了楚文化的瑰丽与神奇。加上文学界对沈从文的重新发现，再加上学术界楚文化研究的硕果累累，都推动了当代楚风的复兴。不过，以小说重现楚风的佳作不少，以诗歌去唱响楚魂的声浪似乎还不够响亮。在我的印象中，陈应松写于1986年的组诗《楚国浪漫曲》是以自由诗去雕刻楚魂的力作。在“宇宙不过一卵而已”、“冥想中流贯出/花之精、兽之血、鸟之影、风之波/笔尖掣动血管，一滴为永恒”这样的诗句中，写出了楚魂的浪漫、瑰丽，显示了楚人想象力的奇崛。而柳忠秧的《楚歌》则是以古体诗为楚风招魂的佳构。《楚歌》写出了率真的性情、狂放的气势，写出了穿越古今的想象力，写出了弘扬楚魂的现实感（如“掀桌横扫小蚍蜉，把酒痛书大胸襟”、“衮衮诸公猛回头，楚歌常鸣警世钟”这些句子），读来是可以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热风的。
这些年来，热衷于写古体诗的人越来越多，已成当代文化的一道醒目景观。在西方文化思潮不断影响着当代文化发展的年代里，古体诗歌的复兴显然是“传统文化热”的回归（从影视界曾经盛极一时的“帝王热”、“百家讲坛热”到教育界的“读经热”，都体现出了这一点）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何在古体诗的创作中熔入独到的文化之思、现实之感，怎样在古体诗的创作中写出个性的锋芒也写出地域文化的异彩，显然是值得所有有志于此的朋友共同探讨的。
我期待着有更多的优秀古体诗问世！

（樊星，著名学者、评论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该文于2010-5-2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