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散的笔记本

　　我并不是想坚持写诗，而是不舍得放弃一种快乐。
　　也许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李白，只不过生于唐朝的那一个，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时代。所以他活了下来！其余的时代没准也有类似的人物，因为身不逢时，而夭折了，或被埋没了。说到底，中国诗歌，有一个李白就足够了。他并不需要更多的替身。即使你可以模仿他，你所置身其中的时代，却无法模仿唐朝。
　　李白的伟大在于他超越了万有引力。杜甫的伟大在于他体现了万有引力。前者的飘逸，后者的稳重，盖源于此。我所谓的万有引力并非仅指地心引力，还包括道德、传统、体制等社会性的价值观。
　　虽然告别了青春，我仍有想疯一把的冲动。不知这意味着对青春的挽留，还是为之设计一个辉煌的葬礼？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无所事事。选择一处被遗忘的空房子住下来。让生活既不前进，又非倒退，而是在原地踏步。却又觉得自己走得比远更远。
　　伤口结疤了。这是脆弱的自我长出来的铠甲。为了防范再次的伤害。越是疼痛的记忆，说不定遗忘得越快。
　　他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虽然大多是悲剧。甚至他都怀疑自己是某个悲剧作家笔下的人物。或许人类的上帝原本有两个，一个是热爱喜剧的，一个是热爱悲剧的。很不巧，他为那个热爱悲剧的上帝所爱。成为不幸的幸运儿。
　　入睡之后，一盏灯在体内点燃，梦境被照亮。多么大的舞台，多么逼真的布景……哪怕观众只有我一个。醒来则意味着那个虚拟的世界重新陷入黑暗。
　　诗人的写作，都是为了寻找自身那看不见的胎记。也许并不是胎记，而是这种对虚无的寻找，使他们与平庸的人群区别开来。诗人的神秘感最终迷惑的只是自己。如果你不曾迷失，你就没啥可写的。诗人一生中所有的路标，都是为了帮助他更快、更彻底地迷路。
　　各取所需：你拥有了有，我拥有了无。所谓的无，可以是什么都没有，也可以是什么都有。你不能从有里面发现无，我却能从无里面发现有。这就是我与你不一样的地方。　
　　诗不会教我怎样生活（不会教我怎样生活得更好，却有可能教我怎样生活得更糟），而生活却可以教我怎样写诗。我写诗，不是为了生活（其实它已构成我的另一种生活，精神生活）。我生活，却是为了写诗：酝酿出诗之后，我所有的生活都已成了酒糟，散发出谷物发酵的气息。形而下是为形而上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诗是一种瘾：中毒者呼唤着的其实不是解药，而是更大剂量的毒品。你在其中越陷越深。每一首诗带来的陶醉都增强了你的依赖感。你仿佛永远在为下一首而活着。
　　我今年38岁。正是普希金死去的那个年龄。我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双重使命：不仅为自己，还要接替另一个人活下去。我要把普希金没来得及写的诗全部写出来。包括他那些还没来得及开始或完成的爱。我正在把虚拟中的普希金的下半辈子变成现实。这也是我的下半辈子：与另一个活着的死者同在。
　　和伊沙等早年的诗友重逢在一次朗诵会上。我说了一段话：这么多年过去，我的诗既不是“知识分子”的，又不是“民间”的，更不是“第三条道路”的，它还是我自己的。为之感到骄傲还是遗憾？相对于流派林立，争论激烈的诗坛，我更乐意保持一种“票友心态”。因为诗不属于热闹，而属于宁静。诗的意义，不在于共性，而在于个性。艺术可以划分群落或派别，而诗比艺术更为高明之处，正在于：每个诗人都应该自成一派，有独立的审美体系。人数越多的诗歌流派，越令我怀疑：其诗风要么是太容易模仿了，要么是太容易被模仿了，缺乏必要的难度。一个诗人，做到拒绝仿效别人，是容易的；做到令别人无法仿效，则太难了。相比而言，我更关注诗坛上“孤独的人”或“多余的人”。
　　口语的倾向和书面语的倾向，分别证明了文学的两种野心：前者是为当代的读者而写作的，后者则把读者的范围延伸向未来，或者说，它力图为永恒的读者而写作。一位作家的语言风格，潜在地受到他臆想中的阅读对象的影响。同时体现出他视野的远和近：是热衷于对空间的感召力，还是热衷于对时间的穿透力？是追求生前的伟大，还是追求死后的光荣？是说给已存在的耳朵听的，还是写在纸上，留待尚未出现的眼睛读的？是比音量，还是比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