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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诗的无限可能性

——甘建华地理诗名目漫议

2021-08-09 作者:孙琴安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孙琴安评甘建华地理诗。
 

  四年前的冬天,我在友人陶喻之(上海市博物馆研究员)的引荐下,赴湖南耒阳市参加罗含全国学术研讨会,由此结识了衡阳甘建华先生。罗含是与大诗人陶渊明齐名的东晋才子,所撰《更生论》为古代湖南最早的哲学著作,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所著《湘中记》(又称《湘中山水记》)三卷,是东晋地理志的早期代表作,也是古代衡阳最早的文学作品,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甘建华得地利、人和之便,在此十来年前最先研究乡贤罗含,并发表了两篇相关专论。他在会上宣读了《东晋罗含<湘中记>中的衡岳湘水》,追溯了屈贾以来湖南本土文学的发轫,以及“衡岳湘水”这个文学地理学名词的由来,自言“家在衡岳湘水间”。当时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在这之后不久打出“地理诗”的招牌。
  会后组织大家游览蔡伦竹海,据说这儿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有关,也是我国现今最大的连片竹海,面积达16万亩之多,素有“亚洲大竹海”之称。我们在甘建华及其耒阳好友的陪同下,“轻舟赏竹翠,曲径闻竹香,凭窗听竹语,登高观竹浪”,欣赏了这块土地独特的人文地理,陶醉在天然大氧吧的清新空气之中。我发现甘建华认识的人可真多,人蛮谦和,反应灵敏,办事能力超强。许多外地学者乐于与他探讨问题,论及炎帝、张良、蔡伦、罗含、杜甫、徐霞客与耒阳的历史渊源,而他都能从容作答侃侃而谈,因而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近期夏日炎暑,披阅《甘建事地理诗选》书稿,竟有丝丝清凉微风拂面而来。至此我才知道,甘建华早年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系,多年以后又成了母校的地理学客座教授,这在全国作家中都是比较罕见的,怪不得他说“钟情于地理诗的写作乃我本事”。他原本生长于衡阳南乡名镇茅洞桥,后来随父亲到了青藏高原,在那个遥远的地方读书、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副刊编辑、青年作家。1983年春天,他与十几名同好成立湟水河诗社,创办并主编同名诗刊,成了高原校园的开风气者。毕业前夕,主编印行《这里也是一片沃土》,为青海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学生文学作品集。听他笑谈着这些陈年往事,我问他是否与当时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的大学生诗人有否联系,他立刻给我报出了许德民、邵璞、宋琳、王寅等人的名字。
  因为我长期从事诗歌方面的研究,出版过多种古代诗词和现代诗专著,所以,甘建华希望我也能为其诗选发表意见。我看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已谈了不少,就单从“地理诗”的名目讲几句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诗坛已出现过不少新的诗歌题材和门类,如早期的朦胧诗、乡土诗、城市诗、石油诗、地质诗,乃至近些年的环境诗、生态诗、海洋诗、采风诗、红色诗,等等。如今,甘建华又推出了一本地理诗选集,提出了“地理诗”的名目。而上述这些名目,在中国传统的古代诗词中都是没有的,这不能不引发我的兴趣和思考。
  中国号称诗的国度,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实际上是以两大系统和脉络进行的。一个是形式,即从《诗经》的以四言为主,变而为骚体,随后又变为五言,又变而为五七言杂体,而五七言律绝,而词,而曲,而明清民歌,而白话新诗,都是一个形式的演变。另一个便是内容和题材,先秦有《风》《雅》《颂》《九歌》等祭祀诗和民歌,两汉有乐府诗,却不甚分类。今人意义上的以诗分类,约起始于两晋南北朝,如张华的言情诗与励志诗、潘岳的悼亡诗、左思的咏史诗、孙绰的玄言诗、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郭璞的游仙诗、梁代的宫体诗、艳情诗,等等,林林总总,加起来也有十几个门类。到了隋唐,更是出现了边塞诗、咏物诗、讽谕诗,乃至送别、宫怨、闺思、行旅、节令、怀古、佛寺,等等,一下子激增至五十余个门类,这都是在内容题材上的拓展。故后人选诗论诗,也多从这两大体系出发:如《唐诗三百首》,便是以诗歌形式的方式加以排列编选,先古体,后近体;如《千家诗》,便是以内容题材的方式加以编选排列。清代江苏学者焦循说:“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这是从诗体即诗之形式着眼。宋人严羽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戌、迁谪、行旅、别离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是从诗的内容题材着眼,二者各有高明处。
  无论是谈“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还是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都是强调超越传统的文体代嬗而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甘建华在城市诗、生态诗等形态之后,推出这本地理诗选,无疑是中国诗歌在内容题材方面一种新的拓展。尽管其中有些诗与古代山水诗、纪游诗、行旅诗等相接近,有些“记”似乎受到古代山水游记的启示,移植到了现代诗的领域,但《蔡伦故宅考》《钱塘苏小小之墓辩诬》《校勘<衡州石鼓书院记>》《清泉县湘军名将志》《青藤书屋》《黄亚洲书院帖》等,却是过去所未曾有的。
  或许有人会说,地理诗的形态古已有之,未必算得甘建华的发明。我也承认,李白纪游诗《峨眉山月歌》就具备了地理诗的某些形态和要素,短短二十八个字中,包含了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五个地名,不觉呆板,反觉流畅,可说是古代地理诗的雏型,只是当时没有地理诗的名目罢了。同样地,初唐就出现了卢照邻《长安古意》这样完整的城市诗,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城市诗,只是当时没有城市诗的名目罢了。而今甘建华从创作实践到理论命名两个层面,提出“地理诗”的概念和名目,这种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湖湘文化精神特质,还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肯定的。
  地理诗迄今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概念。最初在20世纪60年代,周汝昌先生谈到范成大时说到:“《范石湖集》中还有另一类诗,即描写行旅、山川、风物、民情的地理诗,反映面非常广阔,又写得真切、细致、清新、多样;祖国的壮丽山河,人民的生活面貌,展卷如见,可以看作他的田园诗的延展和补充。”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春,范成大往桂林任职时路过衡阳,再加上两年后的重游,为“寰中佳丽”写下了十几首诗词,这在甘建华《船到衡阳柳色深——南宋范成大诗写衡州地理》一文中,不唯有着文采斐然、独出机杼的阐述,而且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故为湖湘内外文史学者钦服。当今学界认为范成大“是地理诗写得最多也是写得最好的一位”,甘建华亦说“地理学让我们拥有诗和远方”。这种一脉相承的地理学与文学互植嫁接的因子,在甘建华的地理诗中必定有所反映,即以自己渊深的地理知识,在边游边吟中准确生动地再现自然山水,兼重真实描写风土人情、山川地貌、文化遗迹、历史传说,从而构成现代新诗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甘建华不但拥有游历祖国各地的开阔眼界,而且具有关注四海八荒的博大胸襟,因而地理诗的写作视角迥异于他人的经验。诗歌与地理融汇贯通交相辉映,在他的《巴黎圣母院》《塔什库尔干》《忽忆疏勒河》《台湾清水断崖》《香港尖沙咀一瞥》《格陵兰岛最后的美》《在圣彼得堡看<天鹅湖>》《皇村颂》《陪同日本学者访湘西草堂》等诗作中,都有新诗文体“现代性”的美学支撑。尤其是《地球的坏消息》这首排山倒海的异质之作,更是借鉴了美国学者萨克所说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模式,为写作这类题材的诗歌提供了宽广的视野。
  任何一种新的诗歌类别的出现,就像任何一种新的诗歌形式的出现一样,难免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议,也未必完全成熟,需要时间和实践的考验,这为中国现代新诗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大家对甘建华及其地理诗能加以关注和理解,使其在诗苑中能得以茁壮成长。
2020年6月12日,于上海
  [作者简介]孙琴安,祖籍苏州,1949年10月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诗歌、文化研究。出版著作三十余种,获奖七部,代表作有《中国评点文学史》《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现代诗四十家风格论》《朦胧诗二十五年》《中国诗歌三十年——当今诗人群落》《上海诗歌四十年(1978—201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