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我南还花再开(散文)

　　世人赏花，多爱其娇艳、芬芳、丰腴。牡丹尤甚，向有“国色天香”之誉，常被描绘成富贵雍容的象征。然而，在盐城市亭湖区便仓镇的一隅，却生长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牡丹。它不以丰姿取悦于人，反以枯槁示世;不靠脂粉争春，而凭风骨立身。这便是闻名遐迩的便仓枯枝牡丹。它的美，不在皮相，而在筋骨;它的价值，不在于观赏，而在于启示。它是一株植物，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七百余年来，那些与它命运相连的人们所坚守的那份不可摧折的风骨。

　　初识便仓枯枝牡丹，总被它“枝枯花艳”的奇观所震撼。寻常牡丹，枝干挺拔翠绿，花叶相生相伴，唯有这便仓枯枝牡丹，打破了自然的常规：它的枝干含水量仅约11%，不及普通植物枝干含水率的四分之一，干硬易折，点燃便可如柴薪般燃烧，故而得名“枯枝”。可就是这样看似枯朽的枝干，每到谷雨前后，便会抽出嫩芽，绽放出惊艳世人的花朵，繁茂的绿叶衬托着娇艳的花容，枯与荣、衰与盛，在这一株花上完美交融，形成了“叶绿、枝枯、花艳”的奇特景致，这便是它的“奇”。

　　这份奇，并非天生偶然，而是岁月磨砺与人文浸润的结果。便仓枯枝牡丹的栽培史，可追溯至七百多年前的宋末元初，它的生命轨迹，自始至终都与便仓卞氏一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卞氏族人的风骨，早已融入这株奇花的血脉之中，成为它跨越历史长河而不衰的精神内核。

　　谈及便仓枯枝牡丹的风骨，必先说起它的奠基者卞济之。卞济之，字巨川，号仁坡，苏州枫桥人，南宋末年官至陕西参知政事，世人尊称“大参公”。他年轻时在临安会考中高中魁首，受民族英雄陆秀夫推荐，却拒绝了权相贾似道的拉拢，坚守“不近权贵”的初心。德祐年间，蒙古大军南下，他追随文天祥、陆秀夫抗元救国，历经颠沛流离。

　　南宋灭亡后，元朝许以高官厚禄征召。卞济之目睹民族压迫与横征暴敛，毅然拒绝，连夜逃离姑苏，举家迁至盐城东溟——也就是如今的便仓镇。他隐姓埋名，躬耕隐居，乐善好施，周济乡民。他用“不食周粟”的气节，为卞氏家风奠定了最初的底色。

　　隐退便仓后，卞济之游历中州洛阳，听闻“焦骨牡丹”的传奇：唐代武则天曾下令百花在寒冬开放，唯有牡丹坚守自然规律，抗旨不发，被女皇怒而焚烧，枝干焦枯却依然不屈。这段传说深深触动了卞济之，他便从洛阳携回两株枯枝牡丹，一为“紫袍”，红如烈火;一为“赵粉”，白似冰雪，植于卞氏宗祠西侧庭院。他植花并非闲情逸致，而是以花明志：“取其红者，以示报国忠心;取其白者，以示为官清正”。卞氏宗谱中更详细记载了这份寓意：“红者寄丹心，白者寄洁志，破裂者寄丰棱之烈烈，粗皴者寄壮气之莽莽，干枯者寄窘迫而不回，脆槁者寄百折而不屈”。在卞济之眼中，这两株牡丹早已不是普通的花木，而是他一生操守的化身，是他国破家亡后精神寄托的载体。他种下的不仅是两株奇花，更是一种不屈的气节，一种忠贞的信念。这份风骨，随着牡丹的扎根生长，在便仓的土地上扎下了深根。

　　如果说卞济之是枯枝牡丹风骨的播种者，那么他的嫡孙卞元亨，便是这份风骨的守护者与传承者，更是将枯枝牡丹的传奇推向高端的人。卞元亨(1328-1419)，文武双全，幼读史书，成年后善吟诗、习剑术，膂力过人，曾徒手打死为患乡里的猛虎，其表兄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生动描述，据传便是以他的事迹为原型的。至正十三年，张士诚于高邮起兵反元，聘卞元亨为主帅，他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为张士诚开疆拓土立下赫赫功勋。可当张士诚占据太湖流域富庶之地后，日渐奢靡，贪图享乐，卞元亨多次进谏无果，便毅然辞去军职，解甲归隐便仓，这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醒，正是卞氏风骨的延续。

　　关于卞元亨与枯枝牡丹，流传着一段动人的传奇。相传他归隐途中遗失马鞭，一只梅花鹿衔来枯枝跪于马前，他将枯枝带回宅院插入土中，不久便开出了娇艳的牡丹花;另一种说法则更为可信，他回到便仓后，将祖父手植的两株牡丹分株培育，精心护养，使这株奇花从“孤本”逐步繁衍开来。无论哪种说法，都印证着卞元亨与枯枝牡丹的深厚缘分，而真正让这份缘分成为千古佳话的，是他与牡丹之间“花随人愿”的忠贞约定。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听闻卞元亨文武兼备，多次下诏征召他出仕。卞元亨效法祖父卞济之的气节，三次坚辞不受，还赋诗明志，诗中暗含对官场趋炎附势之风的讥讽，触怒了朱元璋。朱元璋一怒之下，以“忤旨”“附逆”之罪，将他发配辽东戍边。临行前，卞元亨来到牡丹园中，以酒酹花，立下誓言：“待我南还花再开”。神奇的是，在他远戍辽东的九年里，园中牡丹枝叶枯萎，竟一朵未开，仿佛在践行着与主人的约定，默默等待着他的归来。第十年，卞元亨获赦南归，当他踏入卞氏宗祠，那些沉寂了九年的枯枝牡丹，竟一夜之间盛发，姹紫嫣红，开得热烈而执着，仿佛在迎接主人的归来。

　　目睹此景，卞元亨感慨万千，挥笔写下《咏牡丹》：“草堂松菊晚凋残，独有西园旧牡丹。自是枯枝存劲节，依依唯恋故人还。”“劲节”二字，一语道破了枯枝牡丹的风骨，也道出了卞元亨自身的品格——看似枯槁的枝干，骨子里藏着不屈不挠的刚劲;历经磨难的人生，始终坚守着忠贞不渝的信念。另一首诗中，他更写道：“牡丹原是手亲栽，十度春风九不开。多少繁华零落尽，一枝犹待主人来”，字字深情，将花与人之间的忠诚信义，描绘得淋漓尽致。获赦后的卞元亨，自号“柏门老人”，隐居便仓，以吟诗、植牡丹自娱，直至永乐十七年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临终前，他还留下“叮咛百世儿孙辈，一度相看一度思”的诗句，将对牡丹的眷恋、对家族气节的坚守，传递给了后世子孙。

　　卞济之植花明志，卞元亨护花传情，卞氏第二代卞仕震，即卞元亨之父则辞官守节，以耕读传承家风。卞氏三代人，在王朝更替的乱世中，坚守着自己的操守，不趋炎附势，不屈服于强权。正如著名作家卞毓方在《枯枝牡丹赋》中所写：“乃信物与人天性，愈挫愈勇;人与物知遇，相生相成。”花因人而显其风骨，人因花而传其美名，卞氏族人的气节与枯枝牡丹的品性，早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便仓枯枝牡丹的风骨，不仅体现在卞氏族人的坚守与传承中，更藏在它“特、怪、灵”的特质里，藏在那些口口相传的传奇故事中。它的“特”，在于极强的地域性。古籍记载，这牡丹一旦移植他处，便难以存活或开花，仿佛它与便仓的土地、与卞氏的风骨早已绑定，不肯轻易离开这片承载着忠义与坚守的土地，这份“不离不弃”，正是它风骨的另一种诠释。它的“怪”，在于花瓣数量能精确对应农历历法：平年十二瓣，闰年十三瓣，分毫不差，这种神奇的生物现象，仿佛是它与天地共鸣的印记，也为它的风骨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厚重。

　　而最动人的，莫过于它的“灵”——灵通人性，与时节同频，与国运共振。每年谷雨前后，它准时开放，从不误时，仿佛在坚守着与岁月的约定;而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它更以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对家国的眷恋与牵挂。1949年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本应在春天开放的枯枝牡丹，在秋冬时节奇迹般二度开花，枝干无叶，唯红花独秀，为盛世增添喜气;1972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株奇花再次反季节绽放，用娇艳的花朵，见证着国家的崛起与荣光;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伟人逝世，园中牡丹所开之花多为白色，素净淡雅，仿佛在默默寄托着国人的哀思。此外，国庆十周年、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时，它也曾出现反季节开花的奇观。这些“通灵”的纪录，或许有巧合的成分，却被人们口口相传，成为枯枝牡丹风骨的一部分。人们愿意相信花通人性，不是因为花真的能预知国运，而是因为在任何环境里，人心都需要这样一个温柔的寄托。它不再是一株单纯的花木，而是承载着集体情感的精神象征。

　　这份风骨，也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吟咏赞叹，他们用笔墨记录下枯枝牡丹的奇与韵，更借花喻人，颂扬其蕴含的忠贞与劲节，为这株奇花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清代学者阮葵生亲赴卞氏园中观赏，目睹牡丹盛放的景象，感叹其“倔强犹似主人”，再次将花的品性与卞氏家族的风骨紧密相连;朱光鼎在《卞氏牡丹记》中写道“牡丹之灵乎?抑仁波之灵乎?”，认为枯枝牡丹的灵性，与卞济之的灵魂相互依存，盛赞其“已阅四百年有奇，方华未艾，其千岁之花乎?”，预言这株承载着风骨的奇花，将永远生机勃勃。清代小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更是详细记载了枯枝牡丹“枯枝可燃烧”的奇观，让这株便仓独有的奇花，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被更多人熟知。

　　当地诗词名家徐治在《赏枯枝牡丹》中写道“赏花偏爱赏枯枝，历劫无伤岁月移”，一语道破人们欣赏枯枝牡丹的核心——我们爱的，从来不止是它盛放的娇艳，更是它枯枝干中藏着的不屈风骨，是它历经劫难却依然坚韧的生命力。

　　而今站在牡丹园中，抚摸着那枯槁的枝干，凝视着那娇艳的花朵，心中不由得生出无限感慨。七百多年的岁月流转，王朝更替，世事变迁，战火摧残，风雨侵蚀，可这枯枝牡丹，依然坚守在便仓的土地上，依然保持着“枝枯花艳”的奇观，依然传承着卞氏族人的风骨。它的枝干，是岁月磨砺的印记，是不屈不挠的象征;它的花朵，是生命绽放的惊艳，是忠贞不渝的见证。它不似其他牡丹那般雍容华贵，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倔强与坚守;它不与百花争艳，却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华夏子民最珍贵的风骨：不畏强权，坚守气节，忠贞不渝，坚韧不拔。

　　今年谷雨时节刚过，牡丹正盛。这几株扎根便仓七百年的奇花，依然在岁月中绽放，依然在传递着不屈的风骨。它的故事，它的精神，将如同它的生命力一般，跨越时空，生生不息，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