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堆场：承重上升的翅膀

——荣荣论

                                沈健

1、引子

1992年月2月11日，旧历除夕，浙江东部某港口城市。诗人荣荣从年夜饭的团聚与微醺中出得门来，胸中的块垒奔泻而出：

“一眼就能看到的那个露天堆场

通常都很寂静，一片开阔地

许多货物都被打上‘个’‘11’‘U’

集体堆放，一群患难朋友

那总是些从外表上很难识别的贵重物

曾被放进去的那双手珍惜

现在它们被置于露天，偶尔

顶一块军用雨布，衣不蔽体

出奇的安静，似有一腔冤屈

我总是担心，当他们终于回家

是否还完好无损”

是的，她的辛酸、孤独、爱怨与慈悯化作一场意象的大雪，冰莹温润，错落有致，散布成一个被冷落、寂寞笼罩的露天堆场，像一颗饱经风霜的心！

是的，它是一首爱情诗，那打着‘个’‘11’‘U’的“货物”是两性情爱承载符号，那“露天堆场”是抒情主体内心尖锐的呈现，那沉郁沧桑的诉求撼人肺腑！

但，13年后，又一个除夕，又一个莺歌燕舞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鲁迅小说里飘出的火药香，只是香气由“幽微”转而浓郁，并且扩散成中产阶级的祝福图腾。家家窗户里传出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欢快与轻松，历史伤痛似乎已被转换成春风沉醉之夜的小品与相声。“千手观音”的视觉神话之后，我的书桌陷入静寂，荣荣的诗集摊开着。《露天堆场》在我开始老花的眼前漫漶、虚化开去，就像电影镜头的光影切换那样，它们越过墙壁、河流、港口，越过田野与山峦，在劝酒的团聚声中，变成了桥洞下流浪的饥渴的眼睛，变成衣不蔽体的生活原型，变成冤屈、哀怨、漂泊的灵魂。“顶着一块军用雨布，衣不蔽体，出奇的安静，似有一腔冤屈”，是如此沉痛地触动了我的中枢神经：“若她挨淋，倒置或被重重地敲打/流泪的是我的眼，破碎的是我的心，颠覆的是我曾赖以支撑的梦幻。”

老实说，这是些主流之外的、在途中的、漂泊不安的心灵，是等待、坚持、忍辱负重的苍生，是牵系着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集体堆放”的“一群患难朋友”！13年后，《露天堆场》，我几乎将它理解为整个当代中国的现实象征。

一首私秘情诗，为什么让我读出了公共泛爱？而一个心灵露天堆货场，透过时光流逝的灯火，为什么在我心灵码头卸下的是广阔的现实与尖锐的历史？

荣荣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这引起了我的沉思。

2、“最后的路在眼前消失”：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大爱者方有大痛苦，绝望者才有绝对的希望，哪怕是在岩石深处看到一丁点儿光线，在无边的黑暗海底摸到一丝丝儿的人间炭火！

我是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阅读荣荣的，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我几乎被绑架在一种黑暗、苦难与死亡激情之中。

荣荣生于1964年，读大学，当教师，进机关当公务员，现在做杂志，也算对口工作了。虽说在“蜂窝煤时代”长大，但个人的蓬帆上写着的还应该是“顺利”二字。所以，我无法找出理由来解开荣荣内心那盘根错节的黑暗情结。你看，她的字里行间潜涌着一股活下去的渴望，她的诗句散发着被爱所炙烤的肉的焦香。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让我无法在正月的团聚欢快中平静下来：

“一个近乎疯狂的女人/一个让人口干舌燥的字眼/深夜的新村街头，谁在归来或者离去/窒息，窒息，窒息”——摘自《焦虑》

“当我在梦中哭泣，我悲伤的/不是没人推醒我，而是摸不着开关”——摘自《心情》

“一篇使内心喧闹的小说/我在其中，阴影连缀起/一个个千疮百孔的细节”——摘自《避免》

“下一刻，谁将成为我/在时间上移动，慢慢地衰老/悲欢是渐渐枯尽的灯火/照亮我，又会移向谁的身上”——摘自《循环》

“在城市呆坐的下午，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硫磺的情欲/变得如此虚幻，我的渴望/刚刚还在左右我，为此我将与一个世界/宣战，现在它只是墙上/缓缓移动的点，一只秋末的蝇”——摘自《退却》

“他们每个人都掖着一小块黑暗/准备投奔更大的黑暗”——摘自《夜晚》

“一只陀螺突然停下，谁收走了鞭打/一只炸裂的药罐，昨天的水杳无踪迹/谁还在用它，阴暗的楼梯上/谁还在晚炊，锯着时间的木屑”——摘自《祖母》

够了，我不敢再摘抄下去了！

打开《像我的亲人》，仅仅题目与题材涉及“死”、“疯”、“病”、“药”、“老”、“墓”，就达近二十首，《一个疯女人突然爱上一个死者》、《一个人的死亡》、《精神错乱的椅子》、《祖母》、《阿桂姐》、《来临》、《悼老胡》……这些诗，都像飞翔的钉子一样把死亡的精神地图钉在我们的墙壁上，让我们震撼，让我“恍魂悸以魄动”！

但是，我所感受到的并非恐惧！那“停在某一高处/不时眨着那只令人畏惧的瞳孔”，照亮了我们的不安之后，却也照亮我们的热爱与珍惜，给我们以致命的贯穿！

鸟是荣荣最常用的动物意象，我准备切开“鸟”的标本，通过文本细读来放大一下荣荣的难以释怀的死亡情结。

写作是人类欲望的伸张。余华说过，生活是规范的，是受到限制的；而写作则是随心所欲的，不受任何限制。任何人都无法将他的全部欲望在现实中表达出来，法律与道德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因而人的欲望往往会像流星一样转瞬即逝。然而写作却伸张了人的欲望，使之轻而易举地把自身、欲望、虚拟和世界的现实融为一体[i]。常人一跃，高不过三尺，但诗人纵身一跃，化而为鸟，可以鼓动我们的心高高飞起，到达任何想去的地方。荣荣是个诗人，可她却不能飞，连化而为鸟的欲望都是乌有的泡沫。因为她的翅膀是残缺、颓败的，“一只磨秃了翅膀的鸟/寻觅着永久的栖留/我在寻找一个落点”（《上海轮船》），可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或绝望？即使是正常、健康、强劲的飞鸟，也往往“翅膀急速骨化”，失去飞翔的力量。她甚至气馁到了极点，“停止飞翔的是飞翔的欲望/无谓的牺牲就是暗中凋谢！”（《音乐是水》）连飞翔的欲望都被禁锢了飞翔，这是一种什么暴力与压抑？

原来，飞翔是死神邪恶的亮相：

“这时有人把舷窗移开，纵身一跃

一道眩目的弧线，寂静，水面刹时黯了

几只鸥鸟像惊叫的叶子，滑了下来

过路的风又将它们轻轻托起”——摘自《航行的瞬间》

在这里，“纵身一跃”是转换了的欲望飞翔。对现实中的飞翔来说，它无疑是被挫败的开始，是飞翔的终结；但对写作而言，它是禁锢的解放、压抑的激活、阻隔的全面融入。然而，即使这样的解放、激活与融入，在荣荣那里仅仅是语言行为、想象行为。荣荣通过写作在两者之间保持了必要平衡，使自己艰难地站在存在之中，关怀他者的存在。

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航行的瞬间”，为记忆烙下一道“眩目的弧线”就是存在的证明！在《放大镜》中，我们再一次看到这道弧线：

“这时我看见了一道弧线

那是生命在空中能保持的最好舞姿

如此地美，像用画笔缓缓划出

带着某种陨落的异样光芒”——摘自《放大镜》

荣荣常常喜欢将话说破，说穿，捅到底，逼得你无法回避：“一匹蒙着布罩的马，走在黎明的/巨崖上”，光明与美好虽然真真切切，触手可及，而“马”却面临不可知的命运深渊，任何细小的意外动作都意味着毁灭。“马”，在这里是“鸟”的替身，是“鸟”的另一命名。在艾德里晏娜·里奇“写作即重新命名”的论断已经成为诗界共识的今天，我们可以从荣荣诗中找出许多厄运高罩的“鸟”：

“快乐！当我在很高的窗前想起这个词/苦涩仍像星星枯焦，卧在盆景里。”（《心情》）跌落在盆景的星星，曾是高在远天飞鸟，此刻它枯焦，苦涩，成为异己生活的装饰品。

“阳光犹如某种晃眼的欲望/铺天盖地，把乌云/收在你敛紧的翅下/你一动，我就会被飞升的阴影暗伤/春天为你抖开柔和的绿毯/你盯视我，像一个君王。”（《庭院里的鸡》）当飞翔的欲望不能兑现时，人，总是对平平淡淡地“活着”充满了焦虑的向往。庭院里的鸡从无飞升愿望，却幸福而满足，按照自己原则处理着与他者的关系，一会儿“盯住我”，像盯住“领地上巨大的米粒”，一会儿又“昂首阔步”，顾自走开，“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这里的“鸡”是翅膀完全退化了的“鸟”，欲望越少，也许痛苦也越少。痛苦越少，也许爱就越多。

有时候，几枚落叶，一尾鱼，一撮灰烬，甚至盲目乱撞的蝙蝠，全都是一只只形态各异的“鸟”。它们的翅膀、眼瞳、羽毛被熔铸成一面生死相间的镜子，通过这些破碎的玻璃，存在被一再照亮：欲望可以被保存，存在可以被延续，生命的信息可以被记忆、修补、填充和不断地再造。死亡并不可怕，死亡也许是个体生命的中断，却可以通过写作获得永续。

正是通过写作，荣荣与大地、现实和死亡保持了紧张与平衡，在自己和命运、时间之间做出了一场信托救赎。因为，高飞徘徊的痛苦之鸟，正是提升犬儒匍伏的灵魂之神。“最后的路在眼前消失”之前，正是最新的路循环展开之刻。

是的，人生苦短，生命有限。说穿了，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与死神抢夺时间、付出真爱、生育美好的过程，死亡，就是一把高悬的剑，随时都将落在每一个凡人的旅程上，必须抓住那似水流年，抓住，抓住！由于死亡无所不在的君临，生与死的博弈所衍化出的苦难与黑暗就被升华为本体论的壮美与崇高！

身体的绝望，也许是荣荣生命个体的不能承受之重，却为我们理解荣荣诗歌提供了打通生死、勾连大地与天空的背景与基础。

3、“她的世界在正常人的腰部以下”：个人化写作的诗坛池莉

这个标题有些吓人，这样的比照妥当吗？

是的，我以为荣荣是个意义独特的诗人，就像小说界的池莉。

这种独特表现在她能娴熟地瞄准当下底层市民生存的本真状态——用荣荣自己的诗来说，就是“在正常人的腰部以下”的“世界”——并以心灵在场的目击方式蚀刻了这一场域的沉痛与快乐，从而给高蹈、光洁、技术至上的个人化写作广场提供一块风格卓越的湿地，为诗坛的生态建设贡献新鲜清透的氧气与滋润度。

荣荣，原名褚佩荣，1984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浙师大，是一座诗神曼舞的奥林匹斯山，才子云集，精英荟萃，简直可以和诗人辈出的北大、武大媲美。当其时也，陶东风、王彪、盛子潮、洪治纲、徐剑艺、陈旭光、陈晓云，加上刚刚从杭大分配到师大任教的吴晓……一批今天活跃在文化教育界的赫赫有名的小说家、诗人、理论家，入则讨论苏珊朗格、弗洛伊德、卡夫卡、博尔赫斯，出则办杂志、开朗诵会、发表慷慨朦胧的诗歌作品。荣荣是其中年纪最小、最具潜在资质的优秀女性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良好的人文语境中，荣荣阅读，思考，写诗，人格发育成长。

荣荣已出版的诗文集有《风中的花束》（1990）、《雨夜无眠》（1994）、《流行传唱》（1995）、《像我的亲人》（2001）、散文集《春意阑珊》（2000）、作品合集《粗陶》（2003）等。与许多诗人不同的是，荣荣不是把写作当作自我扩张的时尚手段，以反传统的极端姿态来博取先锋资本的。她在80年代初开始写诗，从朦胧诗开始，经历了第三代诗歌个人反抗洗礼，沉浮在“混乱是唯一的秩序”时代流变中，她慈母式的目光始终扫描底层的“露天堆场”、“新村的水泥道”、“出租屋”，在她诗歌的院子里忙碌进出的人是些“问题小孩”、“下岗夫妻”、“晚回家的丈夫”、“丑陋的私生子”，是“心存畏惧的人”。一句话，她从来都不曾沉溺于在形式主义的舞台中自娱自乐：

“心存畏惧的人啊/我们是庞大的一群/是森林里的叶子/是江河，是海洋，是土地/我们叫群众，叫大多数，叫主流，叫基础/只是，若上帝和魔鬼同时从天庭坠落/谁都会不假思索拿我们垫底”——摘自《心存畏惧的人》

诗歌是什么？荣荣比较趋于中锋[ii]，她认为诗是“生活的慰藉品”，尽管她也热爱“观念超前”“追求极致”“真正纯粹的诗歌”，而且刻意地追求先锋诗歌的语言鲜活性与极端性[iii]，却在自己的实践中固执地坚持诗歌的抒情功能，试图通过诗歌来清晰、精确地呈现内心化了世界。这给荣荣在当代诗坛的定位上带来了麻烦，先锋诗界——尤其是非主流的民间诗界——一般都将荣荣视为异己，以倨傲的美学优越感来忽略荣荣这一路诗人，正像先锋小说研究界忽略池莉一样。实际上，所谓的先锋首先必须是精神上的先锋，而不仅仅是表达格式的特别。先锋是对动荡社会中的人的精神存在的细微究诘，对人性黑暗、邪恶的敞开，像无所不在的神那样给人予抚慰、安妥，让人看到细小的希望和暖色。她甚至连国外先锋诗歌的阅读都是有选择的，黑色幽默的细节反讽、俄罗斯文学的滞重、屈辱悲剧感与崇高感几乎成了她的主食。也正是基于此，她的诗歌才形成了以底层关怀、他者关切为主调的抒情格局。我以为，这是一种对人生和艺术双重负责的先锋！

当然，最初的荣荣也是一个纯情歌唱者，她在上世纪90年代初给我们和印象是这样的：

“你在岩石上栽种火焰

在拐弯处举灯

秋天甩甩手从身边滑走时

薄暮敷在脸上

远处的树叶已收起绸缎的光泽”——摘自《感谢你》

时代出现了“拐弯”。站在转折点上，诗人有些迷惘，忧心忡忡，秋天，这传统的黄金收获季节也许根本不属于我们，理想主义的旗帜还能照耀多久：“一朵小小的火焰/暗中能支撑多久”？星星正在坠落，绸缎正在失色。这是一种生物式的时代预感，借助爱情的载体传达出来，尽管模糊暧昧，却显得极其真切。而这，恰恰是一个优秀诗人超人之处！

实际上，时代的转折首先是从经济上开始的，然后悄悄带动了政治、道德、价值观的转折，一切就像潜滋暗长的季节，扭转了整个社会机器的走向。在这同时，文化（主要体现在文学上）的转折也在物遵时移，其标志之一就是文学界众水归一地“向内转”，使得诗歌与小说逐步摆脱意识形态文以载道控制，确立了“个人化”写作标准与精神诉求。然而，对传统朦胧诗的拒斥，带来的却是整个先锋诗坛的精神向度的减弱与写作的失重。

处在这一时代流变中，荣荣不自觉地转了两个弯：文本上进一步向内转，摆脱意识形态写作——也即荣荣所谓“宣传化”——控制，远离主题先行；内容上进一步向个我内心转，让身体向心灵转，让心灵向底层转，通过内心来剥蚀存在，凸现存在。《流行传唱》写于90年代初，作为荣荣“在拐弯处”举起的“灯”，虽然尚不卓越，个人语感与修辞也正在建立与养成之中，却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内心的反应堆来化合他者与现实的方式。这个学化学出身的女性，她的反应原理仍然是最原始的，也即：

经验＋内心＋语言＝诗歌

公共经验＋个人内心＋个人言语＝个人诗歌

底层公共经验＋特殊个我内心＋个人语式＝个人风格化诗歌

到了写作《城里的鸟和乡下的鸟》、《我爱我家》、《像我的亲人》时，荣荣已经非常自如地处理复杂的日常生活，“通体浑成，宁静而深厚”，大量出现“看透了人生脆弱、虚荣、无奈之后的以通达的悲悯情怀写就的作品”，“如同江水冲出三峡以后，宽阔、平静、接纳林林总总的水族一样，让他们分享一份公平的爱。”[iv]诗，臻于风格成熟之境。

“屋子里关满了黑，我是一块

更浓的黑，暗中蛰伏

时间的沉屑在头顶静静降落……

这是哪一年的哪一天

突然离去的你像一次停电

慌乱中让我摸不到烛火”——摘自《屋子里关满了黑》

这哪里还是写爱情？这是在写个体、弱小生命的存在绝望与挣扎！但是，希望毕竟还在，“电”只是停了，而不是永远的毁灭。即使永远停了，“烛火”还在！诗中所写的黑暗，是一种经过特殊个我内心——比如病痛、死亡、悲凉、慈悯——化合反应过的黑暗！

“一张简易的地图，二袋速食面

她在一条叫合肥的单行道上左顾右盼

她的身躯庞大，每一步都在复述

这个街名，那是她和她的孩子

整个未来都高隆在腹中

她在街心走，分开晚凉的风

温暖着路上几星廖落的目光

霸气的是漫天降落的暮色

模糊了路牌，把窄街撑得肥实

合肥合肥，哪里是你的尽头

而她要去哪里

路边店的排门一扇扇关上

她仍像一个伤口兀自裸露着

感觉孩子在踢腾

一下，又一下

这让她有些慌乱和无助

她迟疑着，停下，微仰起脸

——幸好，街灯适时地亮起

还有熟人般突然冒出的旅馆

亲爱的旅馆，今夜

一个完好无损的准妈妈

将一个家，寄存在一条叫做合肥的

街，街中心的那家旅馆

旅馆服务员那令人腻歪的笑容上”——《投奔》

这简直就是池莉小说浓缩。“简易地图”、“速食面”、“孕妇”、“一条叫合肥的单行道”，这些事像被搅合在“投奔”的化合池中，有情节，有人物，有说不清的意味，有隐隐约约的象征。是的，人生就是这么充满宿命，在母腹中就被异己力量推动着开始“投奔”，在“廖落的目光”和“霸气的暮色”中，她“迟疑”，“慌乱”，“无助”，孤苦无援，却又不失希望。情绪的流动轻松，微讽，飘散着浓郁的生存机智。“街灯适时地亮了”，简直就不是一句话，一个意象，而是一张亲人的脸，兵荒马乱年月里微笑的邂逅，异国他乡的街头意外的惊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换一个比方来总结一下，一般人在向内转过程中的个人化写作的出口就是形式主义，而荣荣却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完成了方法论软件与本体论硬件上的双重换代。这种换代体现在，视野上由对个人情爱花园的关注向对普通他者的关注过渡；技艺上由对意象抒情的爱好向事象抒情的追求靠近；风格上由传统的纯情歌唱向现代的冷峻针灸推进。

这，就是荣荣的价值。

4、“像我的亲人”：日常写作的真挚性与超越性

现在，我必须将上述2、3部分合起来，讨论荣荣的真挚性与超越性。第2部分，我讨论了怎么写，讨论了荣荣用死亡的激情拥抱此在的底层生活之写作向度；第3部分，说的是写什么。90之后，怎么写已日益自明，文本自足、诗歌自觉、纯粹化、技艺化、甚至神秘化都日渐成为一种精神诉求与艺术标准。我支持诗歌的技艺训练与专业精神，但对诗歌必须出自学院、出自“神启”与“天才”的论调，我举手，反对！我要借荣荣的诗说说这事。

我得承认这篇文章有失写作规范了。

诗，必须是真挚的，必须受孕于诗人灵魂深处的喧哗与驿动，用荣荣的诗来说，即“找人倾诉至深夜”，用昌耀的诗来说，是“没有后悔，直到最后一分钟”，始终“确信从背后照亮我们的高树，必是24部灯……”。哲学中的真与伦理上的善合二为一。方式可以多元，价值却九九归一。比如尼采，他痛苦于上帝死了，信念无所支撑，所以发疯，并且通过写作来演说、喝斥、大笑，用强壮的语言来描述软弱的力量，为了让自己真切的声音传向远方；而卡夫卡却整日躲在日记本个人化的地窖暗处，喃喃私语，羞涩，快感，像一个少女，发出手淫的呻吟呓语。这两人，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大声吁喊，一个悄声低语，但传达的都是人类共同困境的迷惘与痛苦，谁能说尼采伟大，而卡夫卡渺小，或者相反？因为正是如此，我喜欢荣荣真挚的袒露：

“没有燃烧，只有默立，只是被相询着/我远离激情，又被激情追赶/渴望一场大火，某些时分更惧怕/由此而来的虚无的灰烬”（《日常》）。爱情心理的微妙与颤栗，被植于二律背反之境，写尽了肉体的真实与灵魂的荒谬。问题是，当性与爱被分离时的爱情还算爱情吗？米兰·昆德拉说过上床做爱与同床睡觉是两回事，前者是性，而后者是爱，那么，马克思的话又如何理解？大千世界，斑斓多元，只各随其便方为自由。这种自由的传达无疑是真挚的。

“你出现是为了遮蔽我的幸福/你的消失是为了凸现我的痛苦/我在孤独的线圈里/绕来绕去，我的左手紧攥右手/我的心紧攥着疼痛/感觉爱你像爱一把自吻的剑/你，给我致命的贯穿吧”（《欲望》）。这是一首爱情诗，写给对象化的他者，也是一首欲望诗，写给作者自己的肉体。后一层意思中，作者先将自己预设为两个主体，即生物主体与精神主体，分裂、悖反、互否、互证，造成一种左右为难的震荡。这种震荡惟其真挚，方才撼人心魄。

“此刻，从我等待的窗口望去

新村的水泥道像一个短促的句子

两旁的冬青让它肃穆，寡淡

人们走过，他们脚步浅浅//……

那是些充满期待的人，如同我

一个男孩奔来，书包使劲地砸着瘦瘦的腰

也许在唱一首新歌，欢乐让他想飞

在一天将尽时分，他是不是仍需要照耀//……

男孩在楼下叫妈妈，许多人打开窗户

又关上：唉，这不是我的孩子

他向我飞来，整个未来跟在后面

迷醉的空气沾在我眼里、舌头、心上”（《向晚》）。

好一个“迷醉沾在眼里、舌头、心上”！诗未全摘，省略号处各略去一节，读者可以补充一下，活脱脱一部纪实片！那些普通窗户里的甜蜜的等待、张望、担忧、快乐，写得多么情趣盎然。诗，并非麦子与月光等光洁的词语，诗还可以是庸常的油盐柴醋。

黄灿然先生写过一首《女儿》，抄录如下：

“我的小冤家，小喜鹊，小闹钟

她的灵魂到处飞扬，幻想的翅膀高于蓝天

她说‘爸爸，’眼睛里闪烁迷人的光辉

然后她就不说话了，继续在床上蹦跳

仿佛蹦跳才是她生命的责任，藐视我坐着的笨样

她又说：‘爸爸，’这回嘴边露出一丝儿微笑

然后她又不说话了，继续唱她自编的歌儿

灵魂飞上了天，我敢肯定

我的小捣蛋，小淘气，小冒失鬼

她的灵魂真不在身上，像一个风筝拚命飞升

我得每时每刻抓住那条想挣脱的线

让她知道地球在这儿

她说‘爸爸，’声音也是梦一般的

然后又不说话了，继续在床上蹦蹦跳跳

仿佛爸爸是她自己的脑袋

隔一会儿就要摸摸还在不在

或者像一杯水，渴了喝它一口又放回原处

‘爸爸，’这回她悄悄给我一个吻

并且知道我会感到幸福——她目光比我还敏捷——

‘爸爸’，她说，‘咱们去公园好吗？’

迷人的光辉，甜蜜的微笑，梦一般的声音

灵魂终于降落在身上，但立即又要起飞

‘好啊，’我说，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我这个幸福的爸爸[v]”

诗中的“女儿”和荣荣的“儿子”门当户对，建议他们两家结亲。一笑！他们两人的诗都写得真挚迷人，神趣天然，唉，幸福的爸爸，幸福妈妈！

但是，我所说的真挚并不仅仅在于逼真地呈现自我之心态。在呈现自我心态的充分前提下，我们必须研究这种心态的社会、历史和人类学覆盖度。荣荣的诗歌至可宝贵的是，她固执于她特有的内心经验，始终面向底层，面向事实。在荣荣的无意识层面中，似乎更多地积淀着道德、良知和热爱、关怀。她对生活和艺术的全部真挚性集中地体现在：感恩生活，宽恕罪恶，忍耐磨难，提升琐碎。

海德格尔说，“在这贫乏的时代做一个诗人意味着：在吟咏中去摸索隐在的神的踪迹。[vi]”荣荣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无论是形同纪录片的事象性日常生活诗作，还是大量沉郁、质朴的意象性个人爱情文本，都无不通过鲜活的话语剥蚀，导引人们去追寻神的光芒，从而抵达生命的化境。也正因此，我们喜欢荣荣，她的抒情诗饱满、舒张，她的个人的真挚情感越过一己院墙和屋顶，进入这个时代最普通的小人物的命运嬗变与人性震荡。

“伤痛的人背转身/向肉体索取不尽的欢愉”（《月啊月》）。爱与欲、伦理与生理的冲突构成的张力，有酸遭遇了碱，物质的真与情感的真都逼得人无路可退。它是个人化的，更是普泛意义上的，当政治控制与意识形态强迫症侯已从显形退向隐形之后，一代人有意无意地走向了肉体狂欢，试图通过身体的短暂沉醉来解除内心的伤痛。诗，将显性的爱情话语与隐性的政治针灸纠合一体，抵达了真挚性与超越性高度统一的境界。

超越，就是对日常遮蔽的敞开，掘出一种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奇境来。读一读这首《一个疯女人突然爱上一个死者》：

“这是始料未及的

爱上一个死者是不是缘份？

昨天我撞上了他

出丧的队伍前，他的相片

在走，脸容多么亲切

他冲我笑，对我说了些什么

别吵！别吵！

我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了

他们疯了，这样对待一个女人

他们是卑微的一群

而他多么高贵

直觉告诉我，他是

世间另一个孤独的过客

我多么爱他，而他也是

不管他多大，有没有娶妻

我的心已被他揪走了

就是他了，跟着队伍

我走了很远，谁也不能、

将我从那里赶走

我叫道，我爱他

我爱上了一个死者

爱情醒了，我多么幸福啊

我的泪水流了又流”

在小说界，方方曾经用一个夭折孩子的阴魂观察房内的风景，阎连科曾经用一个军人骨灰返乡历程来洞察世事，也有用胎儿视角的，用疯子眼光的更是司空见惯。而在诗歌中，像荣荣这样独出心裁地抒写爱情生活的实属罕见。不过，与其说这首诗是荣荣构思的独到，倒不如说这是荣荣爱情生活逻辑结果，就像当年车前子写《一个瘸腿的人想踢一场足球》，是长期心情郁积、渴望沉淀的爆发的必然果实。因而诗的真挚性无可置疑。然而，这首诗的高妙之处还在于，抒情主体以平等的观念抹平了生与死、疯狂与正常、众人与个我、丧仪与婚礼的隔绝，将人间两性特殊之爱提升为人类的普遍之慈，将人间真爱的缘份寄托在冥间遭遇之上，从而表达对真爱的缺失的绝望！这首诗写得非常冷静，朴实，反讽修辞所达到的效果却是正剧的悲剧力量。

诗，不仅仅是高蹈纯粹的语言游戏；诗，更不是粗鄙浅陋的口水泡沫。当代诗歌边缘化固然是经济意识形态宰制的结果，但，诗歌界——特别是先锋诗界果真毫无责任？

“诗，摩擦音。艰难的通道。它是心灵的磨损”。“诗，也许就是人类向上帝和后世的吁告”[vii]。只有潜入生活底层，沉入无边的人性黑暗，也许才能发出感天动地的“摩擦音”！

5、“我凸现，再凸现”：危险日常的雕刻家

荣荣对生活诗意的开掘与把握的能力可以用“卓杰”二字来评价，身处充满异化与遮蔽物质至上生活之中，选择诗歌的“试着和生活讲和”，不仅需要勇气与智慧，更加需要技艺与眼力。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的技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西川曾经指出，不讲究技艺的诗写者应该有一种“道德上的不洁感”，臧棣的写作更是被称之为“拉面式写作”，孙文涛、西川、张曙光在一次谈话中更是异口同声地认为，诗歌技艺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写作每时每刻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关乎诗歌创新的源泉，技艺不但考验诗人的真诚，而且还是检验诗人心智成熟程度的试金石。是的，正如前文对过分神化技艺的反对一样，对鄙薄技艺、抛弃技艺，我们也持坚决地批判态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荣荣在锤炼个人技艺的潮流中也卓然一格，付出艰苦的探索，也获得了较大的认同。邹静之先生在谈荣荣时说，“给一轮明月以诗意是顺理成章或陈旧的，但给一辆自行车或一件衬衣以诗意是难的。荣荣在这方面有着极其新鲜的贡献”。邹静之甚至还将此提到这样的高度来强调，“还原生活、开掘诗意我以为是检验当代诗人能力的一大课题，否则诗歌的陈旧不能靠写的方法来改变[viii]”。是的，按照这一标准看去，称荣荣为卓越的内心生活“炼金术士”，我以为并不为过。

按照荣荣在浙师大的老师、当代文学研究权威金汉教授的分类法，荣荣属于生活型诗人。她的诗思完全来自生活底层，来自灰暗的巷道、庸碌的日常、油炸豆腐摊、母鸡悠然自得的庭院。她诗中的生活主人公也全是一批小人物、灰暗人生。生活之于荣荣，就像一块铁板或者原木，对生活的慈爱就像一种酸碱化学元素，荣荣将它们沉浸在与死神争夺时间的化工车间里面，蚀刻物象、凸雕事象、呈现“生、死、爱、良知、存在、道德主义……这些亘古常新的命题” [ix]。显然，荣荣已成为当代诗坛罕有其匹的底层生活的版画蚀刻家，她的诗如同浮雕中的阴刻（有时是阳刻），蚀去了多余的部分，剩下的线条与块状虽稍嫌疏糙了些，却质感奔突，冲击强烈，肌理峻峭，凸现了一种沧桑沉郁之老辣！

事象化抒情。事象是并列于物象的一种心象，主要通过事实的表象呈现，来蕴含类似载重船队吃水线以下的内容与神韵，客观，冷隽，沉稳，以叙事为主要手段，臻于诗歌写作的中年不惑境界。相对于象喻写作的事象写作，反拨了古典意象的泛滥，修正了粗鄙口语盛行，是当代诗歌回归文本自足的一个重要诗学路径。但是，事象化曾经被学院派强化到了反抒情的异化地步，其非诗化负面效应已日益显豁。荣荣的意义是恰恰证明事象性并不是必然的导向枯涩乏味，只要能注重谢默斯·希尼的诗歌洞察生活的“技艺”，只要能投射以情感观照，诗歌照样能在琐碎生活的沼泽地里超越出来，抵达新的感性不断生成与古典的理性不断回归的境界。组诗《我爱我家》就是一个典型个案。这组诗将常人视为畏途的题材写得意趣盎然，凸现了诗人“距真正的春天几米”的成熟性与不可替代性。《与儿子一起等待天明》，写尽了顽皮儿子“醒在伸手不见五指”子夜的情景，母亲的困倦、无奈，儿子的兴奋、好奇；母亲的恐吓、哄骗三十六招招招失灵，儿子的“世外高人不为所动”……二者之间的冲突处处都是生活此在，却包孕了句句超越到彼在的喻象。天真、童稚与世故、沧桑冲突的事象表层已经意趣横生，再加上一些隐隐约约的暗指，最后归结为一个老辣沉郁的象征：

与儿子一起等待天明

漫长得像等待他长大

我还得学会更多的耐心

是的，等待与耐心都是必须的，在当代中国复杂的现实语境中！儿子是希望所在，天明也是希望所在，为了希望的到来，不能出现拔苗助长的激进，更不能用恐怖启蒙的压制，“馄饨包子喜之朗果冻”之类的物质主义的麻醉也终将无济于事！

戏剧化抒情。将戏剧引入诗歌的国内鼻祖当属现代诗人卞之琳。他是现代诗中主智一派的主将，他将西方戏剧文学的对话、冲突等形式和艾略特诗歌中的“自我戏剧化”——一种诗歌的内在自我对话与争吵的形式引入的诗歌，形成一种喜剧效果中的悲剧意味。荣荣对这种戏剧化抒情的运用似乎非常娴熟。请看一看她的《婚外恋将如何发生》的几个片断：

“‘如果不能做一只鸟，你就给我

老实的呆在地上’，织着毛袜的母亲

一脸严峻，她看见一头小小的困兽

脸色潮红，神情亢奋”

这是母亲的训导，紧绷着母亲与女儿之间的价值冲突。下面则是女儿作为抒情主体的表层“自我”与从“我”分裂出去的“你”——深层“自我”之间的紧张：

“一个异样的女儿，‘我只是有

一点点陌生的恍惚，并没有决定做什么……’

你里里外外细细地搜寻，惊奇地发现

侵入内心的一些陌生的人和事

像一阵狂风，让人迷失

残余的青春像被带离的果实

要向天空追逐刹那的自由”

俗世有抓住青春尾巴的说法，在道德、伦理与个人责任之间作出牺牲的个人身体与欲望，总有那么一种与心不甘。而紧张并未终结，“自我”的嘴还是那么硬：

“‘我从来不是那样的人’

你强调着，这一点谁都相信

你的诚实是一把锁”

母亲的回应一针见血：“但你很想成为这样的人”。于是，抒情主体的心在经历一次肉身价值与伦理价值震荡之后，复归死寂：

“你试着打开身体的每一处孔隙

你的沮丧是扬起的尘土，那里

锈蚀的激情同时慢慢回落

‘其实我只想有那么一次，就像小时候

我要穿过深巷，去马路对面……’”

这首小诗几乎就是一个现代小戏剧。选题本身在中国语境中就富有张力，以对话为主来处理，使内部层次丰富，冲突微妙无比，潜台词极其深远，发人沉思。

细节性抒情。细节作为匡正空泛抒情的修辞策略被引入诗歌，实际上是受叙事学影响的结果，是促使诗歌由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型的路径之一。

细节，是生活最细枝末微处，是千百年来的叙述与描写中未被敞开的节点。透过这一节点，读者也许可以像超链接那样，打开多元的意义界面，进入无限的意味内蕴。在荣荣的诗中，诸如一条胳膊、一根断发、一记响亮的耳光、一个补丁碗沿、一片落叶……这些细微日常事象，充填着生命的空洞，支撑了普泛情感的受力面，使主体高张挺拔，如同劲风之帆，真力饱满，余味曲包。比如《水里的阳光》的结尾：

“这是认知它的方式

白昼过去，它从水里抽身而走

……如此轻缓

一点点地

仿佛母亲从睡去的孩子枕下

抽回酸麻的胳膊”

爱，是一种美妙而温馨的阳光，却以注入水中的间接方式来照耀、抚慰着“我”，这本身已是十分地伤感了，主人公对此却十分满足。然而，即使这样“隔着玻璃”的“认知方式”，也将由于“白昼过去”“抽身而走”！十分的伤感骤然被推入了百倍的疼痛与怅惘，让人不禁心智俱裂。诗在这里用了“酸麻的胳膊”这一日常生活味十足的细节，将逝去的情感升华为兼容着母爱原型的情爱，进而写出了爱的宽阔与博大、包容与提升。就这样，整首诗的境界被一个细节一下子照亮了，变得灿烂，多姿，高贵无比！

当然，细节并非仙丹，如果个人品味、意趣、气质与境界低下，细节也许恰恰成为自爆家丑的窗口。最典型的例子是白居易与杜甫晚年的诗。白杜两人晚年写作的共同点是关注日常生活，常常在洗澡、睡懒觉、掉头发之类生活琐事之间流连忘返，但白居易往往写得庸俗无聊，趣味低下，而杜甫笔下的类似事象，却被置于江流孤舟急峡危城背景之中，结实老辣，尽显人生沧桑与生命忧患。

荣荣的细节也同样取之于日常生活，取之于琐碎生活事象，通俗却不低俗，低下却无消沉，而是通过宽阔胸襟的冶炼与高尚人格的淬火，凝聚成巨大时代流变中的人性青铜器皿，从而凸显出爱、宽恕、理解与近乎固执的理想持守。

荣荣对底层凡人的倾心拥抱以及沉溺生活而不自拔的心态，暗寓着她在此一向度上发展的巨大可能性。

6、结语：“我要儿子”，哪怕“缓缓展开的爱让我崩溃”！

荣荣是一个随和、凡常，“与生活有着某种妥协的人”。童年的卑微贫苦、少年倔强自立与青年的理想挫折，造就了她那低姿态、谦和、宽容的性格，因而处事低调、务实，不走极端，不赶时尚。她的善良与忍让中，有着“飞蛾扑火”的执着与壮烈。诗歌既是她“飞蛾扑火”的灵魂记录，也是“等着我，我会来到你的身边”的坚定信念的承载码头。诗，既是无怨无悔的牺牲，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崇高：

“那时我想你，怀着不能正视的痛楚

如今想你，怀着无法献身的忧伤”——摘自《苦戏》

在人生的苦戏中，诗和儿子，是荣荣生命中最高的存在，是高意义的欢乐：

“我只要儿子

只要他能不时地叫我妈妈

除此他不需要任何语言”

在《我要儿子》一诗里，荣荣借一个疯女人的嘴，说出了她的“铺天盖地的母爱”。诗歌，就是她的儿子，只会发出妈妈的音节，天然拒绝“污秽的、暧昧的、混乱的、充满歧义的、言不由衷的、藏着暗器的、粘着毒液的语言”。儿子就是家，诗人最大幸福就是带着儿子这个“家”，“在大街小巷自在流动”。而孕育儿子、抢回儿子（“迎接新生”）的代价是“准备死”，是“崩溃”：

“疾病使我脆弱，如今更是你

雨一再打湿衣裳，你栖落

像一只迅捷的翅膀，你停留

在我不堪重负的肩头

缓缓展开的爱让我崩溃”——摘自《孕育》

为爱而崩溃，为他人而倒塌，为弱者而不堪重负，相信这样的诗人必将吉星高照！承重上升的翅膀，必将带领我们高高地盘旋在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