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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花开别样红

——读吴言《在工厂里写诗》小议

2020-07-15 作者:张笃德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中国作协会员、抚顺市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张笃德评论作品选。

   

  坚持工业诗写作30余年,对工业诗有所偏爱。因为自己是工人出身,在工厂工作十八年,经历了计划经济工厂由轰轰烈烈走向黯然衰落的过程,对工厂改革、变迁、命运的起伏深有感触,对工人的处境更是耿耿于怀。到了九十年代,工厂转制成各种企业集团,作为主人公的工人成了合同工、打工者,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进入新世纪,经济转型,工业腾飞,中国复兴。这些变化对于工业诗人来说,是摆在新时代面前应该面对的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读到本溪青年诗人吴言写的《在工厂里写诗》。“他人骑大马,我独骑驴子”,我感动于吴言勇于牺牲、冒险为工业诗写作的精神;感动于他对社会上已经视而不见的工厂、工人的命运和现状的思考与担当。

  工业是一个沉重、枯燥、负重的领域,工业诗创作自然也就更艰深、苦涩。我早在一篇创作谈中说过:“在工厂里写诗就更如同在沙漠中汲水,难能可贵。因为工厂里只有钢铁、模具、劳作、制度、计算机,寻觅不到花溪、梦岚、羌笛、松风、明月这样美丽的词句。在工厂里写诗,没有历史可以借鉴,没有经验可以学习,置身于日复一日地机械劳作中,诗情画意的想象和抒情被铿锵的生活涤荡一空。‘采菊东篱下’、‘瀑布挂前川’、‘孤帆碧空尽’、‘渔火对愁眠’的意境和场景,把诗歌与工厂的距离越拉越远。所以,没有什么大家名诗人自寻烦恼,在了无意趣的工厂里自作多情地写诗。选择在工厂里写诗是不明智的,无论诗歌本身还是写诗的人,都因情感的错位而导致灵感的枯竭和诗艺的丧失。在工厂里写诗可以说是愚顽的自虐乃至慢性自杀,在常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寻求可能,比如在没有声音的地方倾听声音;在废墟上种植鲜花;在无望中等待希望;在现实的失落中寻找精神的安慰……”

  可吴言没有在工业诗面前止步,而是越是艰险越向前,以他的执着个性,愣是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通道。请看他的《开往春天的通勤车》一诗:
 

  下一站七点下一站七点十五分

  下一站七点四十二分下一站七点五十六分

  朝阳陪师傅们一起等车

  早市的人流和小吃部笼屉里的生活气息渐行渐远

  张姐挺着怀孕的肚子小郑手中拎着鸡蛋饼和豆浆

  还有老陈与二哥在侃着昨晚酒局发生的轶事

  通勤车在奔跑,三秒一漏风

  讽刺剧发生在谁的心里装满了汤菜与美梦

  我坐在距离司机身后的第二排座位上

  尴尬的看着树木向后,奔驰超车

  春天啊,我的春天

  工人的价值就是靠考勤机作证

  青春与汗水,新胡茬与旧铁锈

  在我水泥灰一样的脸庞刻下卑微

  下一站二十五岁下一站三十七岁

  下一站四十一岁下一站五十九岁
 

  吴言把这首诗写的冷静、客观,从通往工厂的通勤车——这个工业边缘入手,呈现大工业的另一面,很好地表达了劳动者(工人或打工者)的现实处境,以及内心深处的压迫。虽然看不见生产线反而比看见更紧张,劳动的重负更丰富饱满,生命的流逝与生活的紧迫,像一站一站的追赶,时不我待,而春天的希望既呼之欲出又遥遥而不可及。这首诗视角独特,很别致,举重若轻,摈弃了以往一些工业诗大而空泛的毛病,生活实感很足。

  我从报刊上看到,目前工业诗创作有所抬头,但普遍存在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诗人缺乏对工业生活的了解,或者了解的不够深透,表达不到位;二是诗人对工业缺少感情,喜欢把工厂里的词汇进行简单罗列;三是急功近利,赶工业诗潮流,用写作技巧搭建工业诗积木,诗句生硬,玩语言游戏。

  工业诗怎么写?是写它的恢弘和浩大,还是写它的热烈和奔放;是写它的艰辛与劳苦,还是写它的卑微和渺小;是写它的坚守和无奈,还是批判、悲悯,抑或歌颂、赞美、自信、量肌肉……

  从属于工业,隐忍、负重,献身于工业,我想这与吴言出生在本溪这个钢铁之城有关;与他的父母、亲人都在工厂工作过的生活经历有关;与他自己也是一名工人有关。工业是什么、工业给了我们什么?带着这样的思考和诘问,吴言从《在水泵厂》写起,写了近40首,每一首诗都力求独特,不人云亦云,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进行工业诗创作的努力和探索。
 

  吴言的工业诗大致有这样三种特点:

  一是身在其中,“我”和工厂、机器不分彼此,“我”就是机器的一部分,或热烈或冷漠,都朝着钢铁奔流的方向,在他诗中能强烈地体验到这样的感情。“谁在拧紧螺丝的同时,也被钉在了机台旁/我目睹着工友们用扁铲剔掉了青春/他们从早到晚聆听着捏住金属喉咙发出的声音/疼与痛,打磨与组装”《在水泵厂》。

  “我的呼吸被机油、橡胶水和油漆的气味侵蚀/软伤害属于时间,我属于连同扳手一起拧过的部分/那些颤抖的手指,一再将阳光抓起又放下/消耗掉的是饥饿、干咳和乏累”《我向身体道歉》。

  二是对工人的处境感同身受,有话要说,为这个弱势群体鸣不平。“我的身体,累得血管都不愿意把麻木接走/我只能将自己出租给工厂/在那些加班、倒班和连班的时间里/将漫无边际的月光收容”《致自己》。

  “物我两忘的活着/是的,我活得还不如钢铁深重/我活得不能把握前世与今生/把握自己笑的畅快/哭的淋漓”《下一批钢铁的去向》。由工厂而人生,由机器而社会,

  三是有真情和思想追求。在《习 惯》这首诗里,习惯是任命和无奈,面对强大的机器反抗是徒劳的。“我已习惯了工作的枯燥,习惯了厂房的闷/轰鸣声的音域太宽,我已习惯了”,但吴言突然笔锋一转,结尾却高调反弹“唯独不习惯的是/活着,卑微的活着”,替工人们完成了无声的呐喊。

  “诚如,我完全属于我吗?/请不要认为我对工厂存在一些误解/我把工作的厂房当成是我的宫殿与王国/我的汗水比海洋更加解渴/而只有工匠才具备探寻工业时代家谱的资格”《一百家工厂》。

  还有《卡在老虎钳上的诗》《半成品》《组装与拆解》《旧螺丝》等也颇为不俗。

  通读吴言这些诗,都是在写工业里的人和事物,写他们的生存现状,写他们遇到的问题,其中肉身与钢铁的交融与碰撞,让我们动容。诗人吴言,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也是工厂的零件、机器的一部分,被拧紧、被粉碎,痛并工作着。有时吴言像一个近距离的观察者,冷静、旁观、思考,为之悲凉、为之担心、为之呼号、为之落泪。

  吴言的工业诗每一首诗都像一个悖论,纠结、矛盾。直接与繁复;叙述与议论;赞美与批评;热爱与悲悯;空泛与细小;冷静与激情;自我和他人;归属与失落;真实和虚幻;幸福与悲悯;直呼与曲隐,等等。

  辽宁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李霞在《2018年辽宁文学蓝皮书诗歌夏之卷》一文中写到:“吴言发表在《星星》第6期的组诗《我在工厂里写诗》,标题里“工厂”的符号性代表一个远去的时代,它的格外凸显,拥有了鲜明的宣言性质。无论诗歌质量怎样,它的异质性本身就值得我们关注——不要忘了,这是从工厂里生产的诗,它的汗渍都带着新鲜感,它抒发的是被生活重压的感受:‘我的眼睛,等着我慢慢辨认老去的工友/我的鼻子,多次心疼着我已生锈的肺/我的忧愁,一茬接一茬的抢占黑发/我的口袋,让我觉得活着像是冒险/我的身体,累得血管都不愿意被麻木节奏’(《致自己》),这就是工厂的代价,它远不像我们讴歌的那样宏伟,这也是这首诗的真实的情感站位和价值所在。在工厂,‘伤,是我身上的另一种补丁/疼痛,是一种无法与人分享的仪式’(《伤》),让我们参观一下工厂的食堂:‘比土豆先到的,是几根大葱/比喧闹先到的,是伴随着饥饿的痛/比菜谱先到的,是加班的消息/比排队先到的/是途径的小路’,而工人诗人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和乡愁坐一会儿是件奢侈的事/那一群拥挤的碗/不再空无’。

  工业诗写作的困境和难点在于:如何表达工业和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工业和时代、社会、国家的关系;如何走进工业、感知工业,与工业互为因果。

  2019年夏天,吴言获得深圳宝安举办的“全国第三届打工诗歌大赛”一等奖,他上台发表《获奖感言》时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写反映工人生活的诗歌,时间是在2011年左右,第一组诗歌发表于辽宁的《诗潮》,编辑是李秀珊,上海诗人桂兴华先生给写的短评。从那之后,在创作诗歌的同时,抽出一定的时间去写工人们夜以继日、挥汗如雨的生活,写工厂的艰难挣扎与困境,以工人和诗人双重身份为底层的工人代言。我是工人家庭成长起来的,是由产业工人转变成合同制打工工人的亲历者。十多年的工厂生活使我深刻感受到工业、劳动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我在作品中写道:多年/我一直在车间的操作台上/把青春、力量、激情组装成合格品/把碰撞声、敲击声、轰鸣声倒角成工厂的节奏/把喘息的工装调试成加班的月色/把速度、精度、光洁度拆解成众所周知的工资”。

  吴言是有韧性和追求的诗人,写诗是写一个人的思想和灵魂,是写诗人对时代的认知和感悟,是写人性的悲悯和觉悟,吴言是这样努力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需要进一步理清工业与劳动者的关系,譬如原来的主人翁成了下岗人员,他们的痛和农民打工仔是不一样的,和没有过工作直接成为合同制工人的痛不一样的。还需要在新时代面前,正确理解工业发展与牺牲奉献的关系,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工业在给人带来压迫的同时,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助推器,人的渺小和工业巨大相碰撞,要动真挚之情,像钢铁、烈火一样强烈表达爱憎,不做工业旁观者和浮在工业表象上的伪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