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这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诗歌一定要表达社会，对社会发言吗？也许有的诗就是描绘个人经验的。

　　黄怒波：这其中涉及两种美学观念，一种是碎片化的诗歌美学，就是诗要回到诗歌本身，一种是体现时代美的诗歌美学。当然回到任何一个单一的美学都是不对的，你不能再把诗歌当成政治工具，但如果诗歌脱离了生活，单纯描绘诗人的小我，也会让诗歌丧失大众的审美性。诗歌需要现场经验，中国很多诗歌受西方影响，对于现实不批判、不介入，为艺术而艺术，但应该看到，西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已经没有张力了。而中国社会现状是最有活力的，发展快，社会利益也变得多元化，这其中出现了巨大的张力，按说这种张力是应该形成新的诗歌美学。

　　新京报：能谈谈这种诗歌美学吗？

　　黄怒波：我提倡回到母语的怀抱，回到发展的现场。我的主张不是回到民歌体，而是回到母语的意象中，让我们的当代诗歌在嫁接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有一个新的建构。比如押韵问题，因为模仿西方诗歌，我们的诗歌不讲押韵了，当下很多诗歌的写作故意打破韵律美，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有就是中国诗歌与色彩、山水的关系，中国古典诗歌大量处理与山水的关系，我们也应该回到这个场景中来。回到韵律之美，色彩之美，山水之美，这是我的提倡。

　　新京报：回到发展的现场又是指什么？

　　黄怒波：应该有一个现代性的视角，现代性不一定代表进步，但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政府会讲宏大叙事、中华民族复兴，都挺好，但这背后要牺牲个人，要求人们听从纪律，不能反抗，不能要求自由，这是现代性负面的东西。我们现在全面拥抱现代性，但贫富差距的分裂、人的分裂、精神的分裂，都是现代性的问题，如果诗歌不能理解这样的现代性，这样的诗歌是没有用的。

　　我马上会有一个小说写作，写登珠峰，实际上还是回到现代性的问题，你会在其中看到中国当下社会如何被撕裂，但又如何伟大，充满活力。如果用一种诗歌来应对这个时代，它一定是野蛮的、不精致的，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不精致的，很野蛮也很有活力，就像一头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把什么都打碎了。这也是我现在写诗的一种状态。

　　新京报：你好像说过你的诗歌为中国诗歌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文本。

　　黄怒波：我的个人经验是很独特的，我是个商人又是个诗人，我深深被裹挟在这个社会最大的激流当中，这种感受是一般人没有的经验，是很独特的东西，我的文笔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我的诗歌主要是提供了新的文本，这个超越诗歌本身了，文本大于诗歌本身，这个很重要。

　　人类脸谱行动 走完全世界，给世界画出一个脸谱

　　新京报：听说你最近有一个21世纪人类脸谱行动，能谈谈吗？

　　黄怒波：去年我登完珠峰，我知道我再也不会来了，下山的时候我就在想，接下来干吗呢，真不想平平淡淡活着，登顶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但登了三次珠峰了，我觉得再登对我来说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接下来我决不愿在城市里待着，于是我就想做个脸谱行动。全世界有900多处世界文化遗产，而世界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民族最重要的历史记忆，我意识到我可以去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