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精神的栖居之地。然而对于突然出现的城市和城镇化景观，很多写作者仿佛像被空投一样，从乡村抛掷到城市的陌生空间。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是否与城市之间建立起了共识度和认同感？1936年卓别林《摩登时代》中的景象正在21世纪的中国上演——人与机器的博弈、乡土与城市的摩擦。对于当年的曼德尔施塔姆而言，城市在诗歌中尽管是悲剧性的但仍然是熟悉的，“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但是对于中国那些有着乡土经验的作家而言，尤其是经历了由乡村到城市的剧烈时代转捩的一代人而言，卡夫卡式的陌生、分裂、紧张、焦灼成为了集体性的时代体验和话语的精神征候。城市里的波西米亚者和午夜幽灵一样的精神游荡者已经从波德莱尔的巴黎来到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更多的写作者以影响焦虑症的话语方式印证了一种典型性的个人存在和“异乡人”身份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命运。命定的“离乡”和无法再次回到的“故乡”成为双向拉扯的力量。
当文学不得不参与现实生活，那么写作就不能不是沉重的，写作就此不能不成为一种特殊的命运。这让我想到了吉尔·德勒兹的一句话——就写作和语言而言，“精神病的可能和谵妄的现实是如何介入这一过程的？”城市化语境下的写作状态与现实场域之间越来越发生着焦灼的关联，甚至社会伦理学一度压抑了美学和趣味。正如布鲁姆所嘲笑的，很多诗人和研究者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城市和工业文明狂飙突进、农耕情怀则成了实实在在的记忆和乡愁。灵魂的惊悚、精神的漂泊与困顿状态以及身体感受力的日益损害都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面对着高耸强硬的城市景观，每个人都如此羞愧——羞愧于内心和生活的狭小支点在庞大的玻璃幕墙和高耸的城市面前的虚弱和无力。
城市的冬天万物萧条，写作者所能做的就是点亮内心的灯盏在迷茫的风雪路上前行。让文学记住乡愁，尝试赞美残缺的世界，这是时代使然，更是一种难以回避的写作命运和生存状态。
诗歌传播方式的探索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新媒体的时代，在娱乐、消费的多元文化选择尤其是手机APP、微博和微信形成的“粉丝文化”和“中产趣味”中，年轻的读屏一代倾听诗歌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基本丧失了艺术听觉的能力，而以往单纯的诗歌朗诵会和一般的诗歌沙龙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时代发展和公众对于文化创新的精神需求。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媒体和自媒体的飞速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出现了诗歌与公共空间大众结合的崭新形式。
早在2011年，由陈传兴、陈怀恩、杨力州、林靖杰、温知仪5位台湾导演执导的诗人纪录片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就以影像视觉化的方式对诗歌传播形式予以大胆突破。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探索被誉为台湾21世纪最重要的文学记录，文学与电影的火石交汇，使这部作品成了台湾影坛最深刻的文学电影之一。而在大陆，诗人既希望表达自我灵魂的诉求和对社会的关注，同时又希望更多的人来理解诗歌。但是，当他们的诗歌真正进入了公共空间和所谓的“大众”的时候，他们反而有些不适应甚至是非常尴尬。真正进入广场和公共空间的时候，诗人又不知道该如何传达。当2013年“第一朗读者”(第二季)第一场活动在深圳中心书城举办的时候，当成百上千的市民坐在台阶上时，很多诗人、评论家和专业朗诵者都蒙掉了。这些“大众”不再只是大学生，不是诗歌学的博士、硕士，也不是专业的阅读者，他们就是市民，有老太太、老大爷，还有很多小朋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