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直面时代并潜入到当代人的心灵内部，当我们说这话的时候，不同的时代意味也不一样。“现在面临的是多元的文化、多元的精神世界、多元的价值，与郭小川那个时代不一样。在他那个时代，选择要少得多，而整个的语义场也是比较整一的。现在相对来说是碎片化的，比较具有整体性的语义场也不存在。现实本身是分裂的，诗人们对现实的理解都不一样，也很难用统一的语言去描述。对一个诗人的要求，从诗艺的角度，难度更大。”以翟永明的诗歌为例，他说，她的有些诗感受到社会的痛点，同时也反省自己的诗人身份，她表现出自我拷问和内心的游移:“我有什么资格去谈论这件事呢？”“她的态度要复杂得多。”

　　唐晓渡同时表示，我们的不满足是“对诗歌在与急剧变化的时代和它提供的可能性之间没有达到对称状态的失望”。他曾用“泥沙俱下”来形容莎士比亚、金斯伯格等人的作品给人“喷发”的状态感。“这种状态，可能海子试图追逐过，杨炼甚至一直试图追逐这种状态，用史诗的方式说出来的雄心，但作品到现在为止还有一种饥渴在里面。这种饥渴是说，诗歌本身所提供的可能性，其背后是民族文化在转型过程中的巨大的苦难曲折，层层叠叠被压抑下来的经验，希望诗歌能找到一种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而且是在美学上没有降格以求的情况下。”“诗人的才华、认知，他的穿透力，创造力、想象力，要达到一种综合的状态，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我们渴望有一个莎士比亚式的、弥尔顿式的人物出现，但我们还没有看到。”

　　而在耿占春看来，就今天而言，有许多“精神”，即有许多的价值意识，但失去了对时代的主导作用，换句话说，失去了社会实践功能。如果依然存在着一种实践性的精神生活的话，也不同于郭小川时代里的那种大规模的群体实践。如果精神向度既不是建造一个总体乌托邦社会的指导原则，也不甘于沦为无效的纯粹个体化的“内心生活”、即变成一种心理安慰的话，今天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一条没有现成道路的精神向度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