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诗评家耿占春认为，郭小川的命运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在以个人自由精神为基调的社会伦理的抒情精神和革命改造世界的狂热激情的“蜜月式”的结合背后，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分歧与误解。郭小川一方面是个带有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又是一个代表着革命权力对文艺界领导的战士，两重身份间始终存在着尴尬。一方面权力要求彻底改造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想象是包含着深刻的人道主义与自由精神的，他们将自己的人道主义和自由精神投射到对革命的期待、对一个新世界的期待之中。

　　然而，“对诗的忠诚意味着对这种难以彻底放弃的自由精神的忠诚，就像在他的《望星空》里所表达的。革命根本不需要‘望星空’这样浪漫主义的行为，不需要在社会与个人的情感生活中引进这样的参照系。它超越了革命的目标与视野。在革命开始过于贪恋其获得的权力的时候，当革命早已不是‘诗’的时候，这就是说，革命除了权力与支配的幻想，再也没有创造一个美好世界的热情，作为一个诗人的郭小川在困难的语境中继续渴望提纯一个诗人的情感: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投入革命中的那份想象与热情的自我回收。”耿占春说。

　　今天的诗人面临没有现成道路的精神向度的探索

　　在纪念会会场里，悬挂着郭小川的年迈老友、老同事写来的祝辞，诗人贺敬之写的是“小川和他的诗，不仅属于昨天，也属于今天和明天”。守住艺术良知并在形式上不断探索，这无疑是郭小川能够超越时代的动力和表现。

　　“郭小川体现了在时代‘精神’发生畸变时期一个诗人所承受的冲突，也体现出他对精神的忠诚与对一个自身参与建设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诗人与一个时代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精神’与一个‘时代’之间关系的状况。诗人是时代精神向度的一个敏感的‘测震仪’。”耿占春表示。

　　在唐晓渡看来，任何一个诗人，语境是时代给定的，但个人与语境的关系，完全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在郭小川的时代，这种选择很困难，要做很多妥协，认知上也有很多盲区，有很多困惑、压抑。“一个诗人面对其被给定的历史语境，同样守住自己的艺术良知，他有在这两者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探索意向，形式上的锤炼，最后在语言的结晶中产生的成就，我愿意在平行的意义上来看他。”

　　如何处理自身与时代的关系，又如何保持自己的精神向度，这是任何时代的所有诗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混同于时代大合唱。郭小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即使在那种历史语境中，他仍然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应对。”唐晓渡说。

　　前不久，中国民间诗歌最高奖“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获奖诗人之一北岛虽然没有亲自出席，可由他夫人代读的致辞中所指出的当下诗歌创作存在的症结，得到了许多学界人士的共鸣:“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北岛所说的就是当下诗歌与时代脱节、与苦难经验脱节。”唐晓渡说，这个问题肯定存在，“但我希望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这种危机。事实上诗人们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