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我听到一个说法，“现在是一个文学受辱的时代”。你认同吗？

杨炼：不认同。其实大陆在今天并没有那么特别，就文学而言，作家所面对的处境和世界上别的国家的作家面对的处境没有太大的不同。当然，直接写政治小品文的人情况也许稍微不同。说实在话，阿多尼斯所处的社会环境才是真正的严酷，就宗教神本主义对人的精神的控制而言，那里的环境更加险恶。

我认为片面强调大陆的文化困境，反而不太真实。说文学受辱，我都觉得是作家为自己的作品不够强有力、不够深刻找到的托辞。所以文学受辱这个说法我很怀疑。文学，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污辱它，如果作品拥有价值的话，可以说就是拥有了金刚不坏之身。屈原也好，曹雪芹也好，在他们的时代也许比现在任何一个作家受到的侮辱都甚，但他们写出的文学作品在今天就是我们绝对的高标，你能说是文学受辱吗？

作家应该意识到你在做什么，你的创作不是为当下的喝彩，你创作的标准就是屈原、司马迁、曹雪芹。在这些作家面前永远是我们自己在受辱，因为我们写得不够好。文学是独立的，它不寻求任何附加值，包括政治，包括所谓流亡文学这种词汇，一些政治反抗词汇，都是在试图给文学增添附加值，这些我一概否认。

南方周末：作家怎样建立有价值的写作？在国际化的写作中更容易建立标准么？

杨炼：对整个人的根本性处境的思考。对人性的根本性处境的体验在国际化写作中更为彻底。我不认为强调外在困境一定能给作品加分，你的分数就是自己挣的，九十分就是九十分，没深度搁哪儿也没深度。为什么像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这样的东西，我看了以后很感动。它没有那么政治化，虽然帕慕克在现实里是一个对土耳其政府，尤其是对那里的宗教思想控制持反对立场的作家，但他的作品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自我反省，自我追问，是他对广博知识的占有，对艺术丰富性的深刻理解，是他充沛的创造力，这样的作品搁在手里沉甸甸的。

真正的最严酷的处境就是“我自己”，最根本的绝境就是“我自身”，所以一部文学作品如果要反抗，就是反抗这个界限。

南方周末：在海外二十年的漂流，你的思想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杨炼：最大的变化就是以往的思想得到了确认和加强。这个确认是建立在冷战之后，本来以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以为这个世界大同了。但是十年一觉扬州梦，到“9·11”一声爆炸，突然之间这个梦破碎，人们发现这个世界面临着更加血腥和严酷的现实。而且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这种感受，实际上是更极端的绝望，因为在意识形态冷战时期，人们似乎还可以在两大思想阵营之间寻找一种选择，今天则是放之四海而资本主义。这个时候，我原来拥有的人性永恒的处境就是幻灭，这种黑暗感很久笼罩着我。这是为什么我后来生发出诗意的反抗的意识——我的反抗有几个阶段，政治的反抗，文化的反抗，最终落实为诗意的反抗。

诗意的反抗定义就是全方位的困境和个人反抗。我突然发现我跟整个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确实我的诗歌创作一直在不停地回到屈原的《天问》，他是从宇宙开创之初问起，穿透整个神话历史和社会现实，回到诗人自我，屈原叩问二百个问题，没一个有答案，他不停地用更深的问题涵盖以前的问题。这种专业提问者的姿态，就是我们今天作为诗人和思想者的姿态。

（鸣谢北京外国语学院薛庆国先生对阿多尼斯采访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