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国内的诗歌写作？诗歌处在一种边缘化的位置，在公共领域，几乎很难听到作家尤其是诗人的声音。

杨炼：回顾过去30年，中国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速度不是太慢，而是太快。具体到文学和诗歌创作，我觉得诗人面临亟待转型的现实。诗人既要能够深刻地理解诗歌的价值和意义，还能够用思想表达和创作呈现出一种质量，我觉得对诗人的要求和诗歌的要求极高。国内文学界，首先是作家或者诗人的质量不够，或者说作家和诗人作为思想家的分量不够。

至于边缘化还是不边缘化的问题，其实不太重要。据说中国现在写诗的人就有两百万，这已经是整个斯洛文尼亚全国的人口，那么你说什么是边缘化？如果真把这些诗人搁在一起，那就是中欧的一个小国。如果中国的诗歌界真能建立比较正常的诗歌判断标准和诗歌判断能力的话，就这200万写诗的人，已经比盛唐时代热闹多少倍了。所以我不认为数量构成问题，重要的是质量，这是中国作家或诗人最大的问题。

南方周末：你多年在国外接触和参与国际文化和文学交流，相比之下，你觉得中国诗人缺乏什么？

杨炼：中国诗人缺的不是聪明，中国诗人缺的只是深度，耐力，没有长气，不能发展自己。中国的诗歌，每一拨诗人都在从零开始，因为已经走完的路，就是小聪明的那几步圆舞曲，重新跳一遍。中国诗歌没有真正的思想积累，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诗歌传统，传统是指有积累，有发展，有自觉的一个过程。比诗人还难得的就是好的诗歌批评家，因为他们是直接建立判断标准的专业群体，而他们的批评实践就是价值判断。

当年我们被称为朦胧诗人，我们被称为反传统，甚至被人批评西化。但实际上我们通过真正的跟诗歌有关的思维，衔接了中国古典诗歌，通过我们对自我的追问，衔接上了我称之为屈原《天问》的传统，以及杜甫的七律那种极端和无比精美的诗歌形式。所以我们当年那些被称为朦胧诗歌的作品受到过影响的远不是波德莱尔，其实真正呼应我们内心的是古典诗歌。

最根本的绝境就是我自身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具有什么样的品质？阿多尼斯被法国诗人博纳富瓦称为21世纪最需要的诗人，诗人的何种品质是这个世纪需要的？

杨炼：简单来说，我觉得他们确实是非常到位的人，这个听起来好像起点很低，但实际也是最高的一个点，你比如说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我跟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西大厅朗诵诗歌，那是布罗茨基一生中最后几次朗诵之一，是在他去世前不久。布罗茨基是以持不同政见的诗人著称的，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我们在聚集的时候主要谈论的是轻松的诗歌形式问题。在形式的背后能感觉到他作为人的真诚。布罗茨基一生遭禁、被囚、被逐、流亡和获奖的经历，使众多的批评家和读者很容易给他和他的创作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实际上，布罗茨基非常反感对他的这种有意和无意的利用。

阿多尼斯简直就是一个质朴的老朋友，他喝酒聊天的那种方式你说是一个老农民也不过分。我们在柏林做了一个关于诗歌思想深度的对话，对话的题目叫“诗歌是我们惟一的母语”。实际上当我们直接触及到诗歌本质的时候，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形式怎么千变万化，实际上始终有一个压舱石，那就是作家对人的处境、对人的生存的深度的表达。

南方周末：深度似乎是现代社会试图消解的一个概念，在中国现在是娱乐至死的时代。

杨炼：不管后现代等等如何反深度，我认为我们的语言之所以有意义，仍然是因为它内含的深度。回顾人类文学史和文化史，真正能站得住脚的仍然是严肃的精美之作，不是玩票的、不是插科打诨。索因卡也是诺奖得主，他就强调，任何一个非洲作家，除了用殖民地的语言——英语和法语写作之外，至少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