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疯狂”于此是悲哀

    每到年终岁末，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都牵动着各国文学界的神经。２００８年，中国文学的“诺贝尔情结”再次爆发：一名偏居小城的安徽诗人叶世斌被名为“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的组织推举为２００９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消息，一度充斥大小媒体。其实，这一研究中心并不具备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资格。尽管国内文坛对这一滑稽的闹剧一笑置之，但不可否认，“叶世斌事件”是中国文人期盼诺贝尔文学奖的具体表现。

    “对于中国文化界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曾经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我们也一直想像着，当它由中国人获得的那一刻，中国文学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北京大学教授、文化评论家张颐武认为，一种“诺贝尔情结”强烈地控制了中国文学，这个情结实际上是一种矛盾的心态，是一种又期待又恐惧的心理：一方面我们用诺贝尔文学奖来论证中国文学由于表现人性缺少深度而无缘获奖，同时又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表示不屑一顾。

    ２００８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表示也曾把目光投向中国，诗人北岛以及山西作家李锐一度呼声颇高。李锐本人显得异常平静，“中国当代文坛确实很浮躁，很多作家最关心的是怎么轰动，怎么迎合市场，出版社最关心的是怎么制造畅销，理论家、教授们又常常沉迷在和汉语处境无关的时髦‘话语’当中”。他认为，冷静地创作或许比炒作更能够让我们与这个奖项靠近。现在的作家如果无论巨细都一窝蜂地狂躁于“诺奖”，那么对于中国文坛来说无疑是一种悲哀。

    著名作家王蒙则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代表的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标准，“与之对抗毫无必要，也不起作用；奉为天神，同样幼稚。我们与诺奖评审机构应该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沟通。与其批评‘诺奖’，不如改善自己的国家文艺评奖。”王蒙呼吁，应该建立一种真正文学性艺术性权威性、且被世界公认的华语文学大奖。

    “矛盾”中的茅盾奖：注入文学创作“新血液”

    如果说对于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坛是失落、无奈等多种复杂情绪交织，那么作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人们给予更多的是一种期盼。然而，近年来每在获奖结果公布后，茅盾文学奖都不免被指已经成为各种社会力量、文化力量折中的结果，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折中的关键词便是“市场化”。

    长期以来，茅盾文学奖在中国作家和读者心目中都占据着神圣的位置。从历届获奖作品看，茅盾奖向来侧重宏大叙事，青睐厚重的史诗性作品，倚重现实主义精神，关注历史题材。然而在今年的颁奖礼上，“黑马”麦家带着他的《暗算》犹如一块突然坠下的高空落石，搅乱了茅盾文学奖在人们心目中一以贯之的那潭写实主义的湖水。由于裹挟着同名电视剧的巨大影响力和一股市场的锐气冲进了茅盾文学奖，从入围到获奖，麦家的《暗算》一直就充斥着各种猜测和质疑。

    是否要以大众文学的标准来要求茅盾文学奖？对此，中国作协副主席、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副主任陈建功表示，上世纪８０年代后，中国的文学日益分化为大众文学和所谓的高雅文学两种趋势。“这两种趋势对中国文学都是有益的，使我们所谓的高雅文学作家要注意拥有读者，使我们大众文学作家要注意提高自己的品位，这不是互相排斥的事。”

    对于《暗算》的质疑，知名评论家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