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树宏：诗心永远为祖国跳动

——《共和国之恋》创作手记

作者：丘树宏　　来源：中国诗歌网　　责编：周占林　　日期：09-08-31 20:37:00　　点击：

伸到“新三届”的晨曦，再过渡到“春天的故事”而进入后30年。后30年，共和国确实是沧海桑田、翻天覆地，成就巨大、可歌可泣，在大唱颂歌的同时，也在第十一章中用一定的篇幅叙述了长江洪涝、“非典”灾害、汶川地震的旷世灾难，但与前30年的情况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主要是人这个“主体”对社会这个“客体”的“人祸”，而后者主要自然对社会的“天灾”，因此我对于前者，用的是痛心疾首的鞭挞，对后者则是对国家、民族和人民这个“主体”行为的感天动地的褒叹。
　　与风、雅这两种体裁不同，颂诗叙述什么、描写什么、歌颂什么、反对什么，都要旗帜鲜明，绝不含糊。这就在艺术手法、谴词造句上，首先要让人读得懂，看得明白，知道作者的价值取向，玩不得雾里看花、弯弯绕、捉迷藏、猜谜语，更不能把诗歌写成天书。当然，颂诗也要反映感知感受，追求意境意象，讲究妙句华章，但这些都要以让人读得懂、看得明白、知道作者的价值取向为前提和目的。因此，我的颂诗写作，原则上都是坚持中国诗歌的传统，坚持那些传统的艺术手法和基本元素，比如工整、对仗，比喻、起兴，押韵、意象，环复、回应，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并不可能要求得象格律诗那样非常绝对。我特别主张的一点是，不管是颂诗，还是史诗，即使再长，也要基本做到既能够阅读，也能够吟咏和朗诵，千万不要采取将散文或散文诗分行排列，就称之为诗歌的办法，颂诗必须坚决排斥这种现象。
　　写诗30年，各种体裁和题材都尝试过，并且数量不小，有爱情诗、哲理诗、旅游诗，也写过朦胧诗，甚至是所谓的先锋诗，所出版的6部个人诗集中，基本上都有以上风格或体裁的作品。30年来，冥冥之中好象与所谓的政治抒情诗，即本文所说的颂诗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这类诗歌，最早的有1978年写的《生命的觉醒》，那是带朦胧诗味道的颂诗，后来又有《我在春天的宴席上做客》，这已经是典型的颂诗了，正式在省一级报刊发表的，是1980年10月在《羊城晚报》所发表的《北风吹过》。在珠海工作生活后，由于角色的转换，颂诗写作便成了我诗歌创作的一个特点，虽然我还不断地写其他各类的诗歌。近几年来，诗歌界干脆封了个“时代歌者”的头衔给我，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社会是否承认，是不是准确。但就写颂诗来说，确实是我自己的一种文化自觉，一种创作追求，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心灵使命，说到底是我的宿命。追根溯源，这确实是与一个人的成长和命运紧密相关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我经受了虽然学习成绩最优秀却不能招工、当兵、提干、推荐上大学，虽然同样是强劳力，却不能与其他人同工同酬的不平等待遇。改革开放后，我和我的家庭都能够让身心充分释放，平等地沐浴普天同照的温暖阳光。我想，个人的际遇，原来是那样地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我们都是儿女，祖国就是母亲，我们的脐带，那根看不见的脐带，是永远和祖国母亲血肉相连的。我们是一个一个的生命体，祖国同样是人格化的生命体。既然是生命体，就既会有成就，也会有过错。不管是美是丑，是对是错，是好是坏，作为母亲，作为儿女，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苦难时，我们只能与母亲一起煎熬、一起坚持、一起抗争；快乐的时光，我们要与母亲一起欢笑、一起憧憬、一起奋进。我们爱母亲，就要爱她的一切，爱她的美丽，赞颂她的成就；也要包容她的缺点，当然可以也应该爱着她而鞭挞她、改进她。从泱泱时空看，某些阶段性的过错真是既可恨又可笑，我们赞颂母亲的时候既不要对她的过错忽略不计，又不要纠缠不休，更不能老是停留在个体的仇恨里。60年，我们的共和国已经改变很大很大，尤其是近30年，我们的共和国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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