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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之岛,心灵之镜——评安欣的新书《女书岛》

2026-06-09 09:35:37 作者:宋飞云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宋飞云,瑶族,湖南江永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毛泽东文学院湖南省首届少数民族作家班学员。著有《嘴唇花》《宋飞云文集》《岁月有痕》。坚持文字是纯粹的,是生活的馈赠和安抚,用以摆满人生的空白处,摆满人生的一亩三分地;坚持以文字释放和表达自己,让文字抵达脚步去不了的地方。

  

(2024年湖南省作协扶持作品《女书岛》)

  在湘南的都庞岭下、潇水河畔,有一座被流水环抱成胚胎形状的小岛。这里流传着一种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女书。安欣的长篇散文诗《女书岛》以这座神秘的岛屿为背景,以诗意的笔触和深邃的哲思,为读者展开了一幅跨越千年的女性精神图卷。

(安欣和女儿赵雨萱在「三生万序」非遗数字共生艺术展全球首展上海展现场,现场展出《女书岛》插画作品)

  安欣,本名胡秀珍,在女书岛出生、成长, 这是女书岛的原乡人第一次以如此清晰又如此力道的笔画镌刻这座女性的神像。我认为她比外乡人更近、更精准地触摸到了女书的精神脉搏。
  《女书岛》不仅是一部关于女书文化的文学作品,更是一部为“君子女”们书写的生命传记,文字与插画的相得益彰更让这部作品如同一朵盛开的八角花,芬芳四溢。

   诗性的语言与深邃的哲思:美与思的交织

   《女书岛》最令人沉醉的特质,是其文字中流淌的诗意。安欣的笔触如同潇水一般柔韧而清澈,她善于用通感与拟人的修辞,将自然万物赋予生命与情感。“河流倾尽所有地寻找,在南方往南的方向,找到她,这个不曾被浮世污染,说着通灵语言的小小孩子。”这样的句子不只是描写,更是一种灵魂的触碰。河流与岛屿之间的“对话”,既是自然景观的人格化,更是对女书这一文化现象源起的诗意追问。
  然而,这种诗意并未止步于美的呈现,而是向深处开掘,抵达哲学的维度。作者在美丽的意象中埋藏着对女性命运、文化传承、个体尊严的深刻思考。当写到女子缠足的章节,那“五根脚趾在她姨母的反复揪扯中疼痛难忍”,外祖母的眼泪“把一生的眼泪都流尽了”——诗意的叙述并未回避苦难,反而以美的形式揭示痛的本质,形成强烈的张力。
  作者写道:“一块裹脚的蓝布是时间的分水线,眼泪只是光阴里的一滴。”这样的句子既有形式上的韵律美,又有内容上的哲理深度——它提醒我们,苦难不是终点,而是生命的另一种起点。
  女书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哲思的产物。“当现实阻断了女人的出路,那就另寻蹊径,用另一种方式去寻找知音”,胡玉秀的飞天梦不仅是浪漫的想象,更是对人类创造精神的颂扬。女书的诞生被描绘成“月光温柔地亲吻花瓣”后的奇迹,这一意象告诉我们:在最黑暗的境遇中,人类依然可以凭借心灵的力量创造光明。这种从绝境中开出的花朵,正是女书精神的核心隐喻。

(《女书岛》插画)

  书中反复出现的“八角花”意象,不仅是女书的图腾,更是一种生命哲学的象征。八角花“八片圆角花瓣上生长着女书岛的草木,一枝一叶,四季分明”,它包容万物,生生不息。“每一片花瓣,都是她们包容人世的胸怀;每一个花蕊,都藏着小小的心愿。”这种将个人命运与自然、与文化相连的视角,赋予作品一种超越个体苦难的宏大格局。

  女书的史诗:君子女们的生命传记

  《女书岛》不仅是一部纯文学作品,更是一部女性的群体传记。从传说中的胡玉秀,到外祖母、老庚慈珠、母亲,再到“我”和宝珠、姐姐,三代甚至四代女性的生命轨迹在书中交织、对话、传承。这种结构本身就是史诗性的——它不是线性叙事,而是像女书的字符一样,点、竖、斜、弧,看似分散却内在相连,最终织成一张绵密的生命之网。
  每一位“君子女”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她们的命运如同一枚枚女书字符,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外祖母的三寸金莲承载着旧时代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但她与老庚慈珠之间的姐妹情深成为抵御痛苦的堡垒;母亲在逃亡中守护着嫁衣上的八角花,那是外祖母留给她的精神遗产;姐姐在出嫁前坐歌堂、哭嫁、伴红娘,延续着女书的婚俗传统;宝珠则成为女书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播者。这些女性形象立体而丰满,她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构成了女书活态传承的生动图景。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将这些女性塑造为单一的悲剧符号,而是赋予她们坚韧与创造的力量。慈珠选择保留一双大脚,“用来丈量河流”,这是一种对命运的主动选择;何艳新在丈夫病榻前重新开口用女书言语,那是记忆与身份的死而复生;宝珠最终离开不自由的婚姻回到女书岛,“重新住进敞亮的小屋,拥有恣意生活的权力”——这些女性的生命轨迹,构成了女书精神的当代回响。她们不再是历史的被述者,而是自己生命的主述者。
  “女书,是岛上女人的魂,女人的根,女人的精神与爱。”这句话是全书的题眼。女书不仅是文字,更是女性自我表达、自我救赎的途径。当书中写道“女人要有地方说话,要活下去啊”,我们才真正理解女书为何能够穿越千年而不灭——因为它承载的是人类最根本的诉求:被听见、被理解、被记住。
    这种传记式的书写还具有历史纵深。从远古的部落迁徙、宋代的胡玉秀传说,到民国年间的缠足习俗,再到1967年的动荡、改革开放后的文化复兴,直至当代的女书申遗与传播,《女书岛》以文学的方式勾勒出中国女性千年命运的缩影。它告诉我们,女书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与政治、社会、经济紧密相连的生命实践。

  文字与插图:珠联璧合的艺术呈现

  《女书岛》的另一大亮点,是插画在这部作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不是文字的附属,而是女书灵魂的另一种显形。
  女人最懂女人,女书岛的女人最能读懂女书。安欣是女书岛孕育的女子,在女书的熏陶下长大。插画作者赵雨萱是安欣的女儿,正如安欣能读懂女书的精神内核,赵雨萱也能从文字中读懂母亲内心的表达,所以她们母女的合作,是画与文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女书岛》插画,该作品参加了2026年法国卢浮宫国际艺术展暨“非遗遇见巴黎”东方艺术特展)

  最令人动容的是第一幅人体插图:女书的字体蜿蜒流转,竟化作了女人体的血脉与骨骼。那一刻你会明白,女书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符号,它本就长在女人的身体里,是她们的经络,是她们的脊梁。这幅画的寓意太精准了——女书的精髓,早已融入女人妙曼的身躯,与她们的生命同呼吸、共命运。凝视这幅画,你会被一种无言的震撼与温暖同时击中,仿佛听见了千年来女人们用笔墨唱给自己的歌。
   赵雨萱的插画与安欣的文字之间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
  当文字描绘“两棵香樟树破土而出,一棵立在岛的北边,另一棵守在岛的南边”时,插画想必为读者呈现了这两棵千年古树的具象形态;当作者书写女书字符“点、竖、斜、弧”的形态美时,插画中那些如柳叶、似明月的神秘符号,让抽象的描写获得了视觉的落脚点。
  插图在这里不是文字的附庸,而是独立的叙事语言。比如,文中多次出现的八角花图案,既是女书的图腾,也是女性心灵的隐喻。插画师将其视觉化,让读者能够直观感受到这一符号的对称美、秩序感与生命力。同样,女书字符的纤细、柔美又暗含力量的形态,通过插画得以呈现,使得读者对“女书是长在女人心脏上的文字”这一描述有了更深的共情。
  更重要的是,插图帮助构建了女书岛的完整世界。女书岛的地理空间——河流、竹林、香樟树、古井、青石巷、阁楼闺房——通过插画变得可感可知。读者仿佛能够跟随插画的指引,步入这座被流水环抱的秘境,听见女歌在风中飘荡,看见“君子女”们在月光下研墨写扇。这种沉浸感,是纯文字难以达到的。
  从设计美学的角度来看,插图的风格与文字的诗意气质高度统一。
  插图不是写实的再现,而是带有装饰性、象征性的绘画语言,这与女书本身作为一种装饰性极强的文字形成了呼应。八角花、女书字符、蓝染布、绣花鞋……这些视觉元素与文字的意象相互映照,使《女书岛》成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女书岛》插画)

  结语

  《女书岛》是一部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作品。它以诗意的笔触书写历史,以哲思的眼光观照现实,以传记的诚意记录生命,以艺术的形式传承文化。安欣用这部作品告诉我们:女书不仅是文字,更是一种生存智慧,一种在夹缝中开花的生命哲学。
  当书中的“我”最终坐在阁楼里,拂去三朝书上的灰尘,“密密修补发黄的书页”,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文化传承的隐喻。每一代人都在修补前人的书页,每一代人都在续写女书的故事。《女书岛》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修补与续写——它不仅记录了“君子女”们的历史,更让这份历史在当代读者的心中复活。
  正如书中所言:“女书有光,外祖母把这道光传到了母亲的手上,把女人的信念种在了母亲的心上,代代相传。”《女书岛》就是这样一束光,它照亮了一段被遮蔽的历史,也照亮了我们理解女性、理解文化、理解生命的路径。在这座文学的女书岛上,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八角花,听见那从河面升起的女歌,感受“清白高于人世,灵魂高于尘土”的精神境界。
  《女书岛》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女书文化的文学化呈现,更在于它以一种美丽的、思考的、真实的方式,唤醒了我们对边缘文化、对女性历史、对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与敬畏。《女书岛》是一首献给所有“君子女”的赞美诗,也是一面映照我们自身文化认同的镜子。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超越了地域与性别的界限,成为一部具有普遍人文关怀的佳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