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北回归线以南的新南方诗歌写作
2026-06-08 作者:王晓波 | 来源:中诗网 | 阅读: 次
王晓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山市诗歌学会荣誉主席、中山市诗歌学会第二、三届主席,中山市作家协会第四届副主席,中山市文联第八、九届主席团成员,2015年12月主持创办大型诗歌季刊《香山诗刊》。
窗外正是岭南盛夏,蝉鸣如沸,阳光像泼洒的金漆,把这座名叫中山的城市涂抹得亮晃晃的。三十多年前,我刚从大学毕业来到此地,彼时也是这样的夏天,满街的芒果树挂着青涩的果,空气中弥漫着湿漉漉的气息。我没想到,这一待就是大半辈子,更没想到,诗歌像榕树的气根,悄无声息地在这片湿润的土地上垂落、扎根。
回顾自己三十多年的诗歌创作,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点,大约就是“南方”二字。我在南方成长、工作和生活,南方于我,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呼吸的方式,一种看待世界和表达情感的角度。南方诗歌,我以为,其最大的特征在于湿润与明亮并存的质地。北方大漠风沙苍茫,自有雄浑苍凉之美。而南方多雨、多水、多草木,那种氤氲的水汽会渗进诗歌语言的肌理中。就像《雨声》中所写,“只需一场连绵两个昼夜/滴答的雨,就会有嫩绿的三月”。南方的生活经验告诉我,雨不是阻碍,而是生长本身。这种对自然节律的敏感,或许是南方诗歌难以抹去的胎记。
我的诗歌语言,也试图保持南方特有的温润和通透。我并不刻意追求词语的奇崛或句法的艰涩,更多时候,我愿意思索如何让平常的字句散发出应有的光泽。就像在《鸟鸣声擦亮城市的天空》中我写下的,“静默无声的文字,万里行舟的意境”,这其实是我对诗歌语言的一点奢望——用最朴素的方式,承载最辽远的东西。南方的生活教会我,真正的力量往往藏在不动声色之中。
说到题材的多样,或许是生活本身给我的馈赠。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中山工作时,我曾住在单位宿舍,对面便是一家玩具厂的工人宿舍。每天清晨,那些年轻的面孔匆匆出门,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他们和我差不多年纪,却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那种近距离的观察,让我无法无动于衷。《家书》《新月》《都市》这些作品,就是那段生活的回声。“家乡地瘦水缺/供小儿读大学/我孤身南下/赚钱维持家计”,这样的句子不是采风得来的,那是对面宿舍房间真实的心跳。我始终觉得,诗歌不能囿于书斋空想,要俯身人间、扎根烟火大地。我虽在机关单位工作,但那些年隔着窗户看到的打工者身影,早已内化为我写作的一部分——诗歌不能只写书房里的风,更要写马路上的心跳。
《给爱情插上翅膀》那组诗歌体小说,是我在写作上的一次小小尝试。我想看看诗歌能不能承载青春的懵懂与遗憾。“爱情在左,幸福在右/年轻的我分不清左右”,这句青涩的人生怅惘,是一代人共有的青春印记。选择用这种较为轻逸的方式处理爱情主题,是因为我觉得,诗歌不一定总要沉重,它也可以有交谈的温度,有书信往来的亲切感。
中山是我写作的第二故乡。作为岭南文化重要分支——香山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核心承载地,“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核心精神早已内化为我写诗的潜在律令。这里地处珠三角濒海却不直面汪洋,独特的地理区位,让我看世界的心绪产生了某种独特的审美对照。当我驱车经过伶仃洋西岸,这片“咸淡水交汇”的沙田地带,融合了大陆农耕、海洋渔猎、中原文化与西洋通商的特质,也在我诗中留下了痕迹。生活在中山这么多年,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早已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孙文公园的静谧、紫马岭的散漫、岐江河的涟漪,它们不只是风景,更是日常生活中的安慰。《中山生活》那组诗,写得最顺的恰恰是那些最不起眼的细节——“烦恼时/可细数/地上散落的松果/开心时/可放开双腿/在盘山小路上欢跑”。诗歌不必总追慕远方的星空,也能俯下身来,与眼前的松果对话——每一粒平凡的事物里,都藏着诗意的宇宙。这种对日常之物的珍视,我想也是南方诗歌的一个特点。南方的生活空间相对紧凑,人与物、人与自然的距离更近,这种亲近感自然会流淌到文字里。
岭南诗脉源远流长,盛唐张九龄冲淡清雅,开创千年岭南诗脉,深远影响后世山水田园创作;晚唐邵谒扎根乡土,以质朴沉实的笔墨书写民间疾苦;清初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雄奇奔放,陈恭尹沉郁苍劲,梁佩兰俊伟雍容,接续光大岭南雄直诗脉。近代以来,海洋文化的开放特质更融入岭南诗脉,形成多元共生的诗歌传统。置身于这般源远流长的岭南诗脉中,我个人的写作便是一种自觉的承续与微调。生于湛江、定居中山,我的诗作承续岭南开放兼容的诗风,又浸染南国水土,偏向温润柔韧,固守岭南清透的文字底色。无论是《白云辞》漫山流云,还是《春日》万物静默生长,我力求用语通俗直白,不故作玄虚,忠实还原岭南山河本貌。
如果说我的南方诗歌有什么自觉的追求,大约就是试图在“地方性”与“共通性”之间找到平衡。《白云辞》里的“春花十里,再美也比不上/这茫茫群山之上的白云朵朵”,写的是岭南的山,但那种面对壮美自然时的谦卑与欣喜,应该是共通的。《海天间》写伶仃洋的今昔,“人与海天和世间万物/那么的辽阔和宁静”,我希望能写出一点超越具体时空的东西。地方性不是标签,而是一口井,挖得足够深,涌出来的水就能滋养更多的人。
我的诗歌语言,一直追求简洁和准确。我很少用形容词堆砌,更相信名词和动词本身的力量。《春分》里“蝴蝶,在一朵鲜花上表演绽放”,一个“表演”就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听雪》里“多年前纷飞的大雪/现在还是开出了禅意的雪莲”,时间、记忆、情感,都藏在“开出了”三个字里。南方人说话不爱绕弯子,我想诗歌也是这样。
窗外的蝉声依旧,岭南的盛夏年年如期而至。回望多年分批刊发于《诗歌月刊》的系列诗作,心中感慨良多,也有一丝欣慰。诗歌于我,早已不是事业,更不是姿态,而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它帮我记下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帮我安放那些无处诉说的情绪,也帮我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一点点诗意。诗歌让我学会谦卑,学会倾听,学会在日常中发现不日常。它们陪伴我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创作路,如同我用笔替这片南粤水土描下的一份简笔画。我时常把诗歌看成我与世界对话的真挚方式——不是高谈阔论,只是静默地告诉那些可能永远不曾谋面的朋友:你看,此时此刻,北回归线以南的南方,如此动人。
2026年6月8日,于中山
回顾自己三十多年的诗歌创作,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点,大约就是“南方”二字。我在南方成长、工作和生活,南方于我,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呼吸的方式,一种看待世界和表达情感的角度。南方诗歌,我以为,其最大的特征在于湿润与明亮并存的质地。北方大漠风沙苍茫,自有雄浑苍凉之美。而南方多雨、多水、多草木,那种氤氲的水汽会渗进诗歌语言的肌理中。就像《雨声》中所写,“只需一场连绵两个昼夜/滴答的雨,就会有嫩绿的三月”。南方的生活经验告诉我,雨不是阻碍,而是生长本身。这种对自然节律的敏感,或许是南方诗歌难以抹去的胎记。
我的诗歌语言,也试图保持南方特有的温润和通透。我并不刻意追求词语的奇崛或句法的艰涩,更多时候,我愿意思索如何让平常的字句散发出应有的光泽。就像在《鸟鸣声擦亮城市的天空》中我写下的,“静默无声的文字,万里行舟的意境”,这其实是我对诗歌语言的一点奢望——用最朴素的方式,承载最辽远的东西。南方的生活教会我,真正的力量往往藏在不动声色之中。
说到题材的多样,或许是生活本身给我的馈赠。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中山工作时,我曾住在单位宿舍,对面便是一家玩具厂的工人宿舍。每天清晨,那些年轻的面孔匆匆出门,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他们和我差不多年纪,却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那种近距离的观察,让我无法无动于衷。《家书》《新月》《都市》这些作品,就是那段生活的回声。“家乡地瘦水缺/供小儿读大学/我孤身南下/赚钱维持家计”,这样的句子不是采风得来的,那是对面宿舍房间真实的心跳。我始终觉得,诗歌不能囿于书斋空想,要俯身人间、扎根烟火大地。我虽在机关单位工作,但那些年隔着窗户看到的打工者身影,早已内化为我写作的一部分——诗歌不能只写书房里的风,更要写马路上的心跳。
《给爱情插上翅膀》那组诗歌体小说,是我在写作上的一次小小尝试。我想看看诗歌能不能承载青春的懵懂与遗憾。“爱情在左,幸福在右/年轻的我分不清左右”,这句青涩的人生怅惘,是一代人共有的青春印记。选择用这种较为轻逸的方式处理爱情主题,是因为我觉得,诗歌不一定总要沉重,它也可以有交谈的温度,有书信往来的亲切感。
中山是我写作的第二故乡。作为岭南文化重要分支——香山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核心承载地,“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核心精神早已内化为我写诗的潜在律令。这里地处珠三角濒海却不直面汪洋,独特的地理区位,让我看世界的心绪产生了某种独特的审美对照。当我驱车经过伶仃洋西岸,这片“咸淡水交汇”的沙田地带,融合了大陆农耕、海洋渔猎、中原文化与西洋通商的特质,也在我诗中留下了痕迹。生活在中山这么多年,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早已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孙文公园的静谧、紫马岭的散漫、岐江河的涟漪,它们不只是风景,更是日常生活中的安慰。《中山生活》那组诗,写得最顺的恰恰是那些最不起眼的细节——“烦恼时/可细数/地上散落的松果/开心时/可放开双腿/在盘山小路上欢跑”。诗歌不必总追慕远方的星空,也能俯下身来,与眼前的松果对话——每一粒平凡的事物里,都藏着诗意的宇宙。这种对日常之物的珍视,我想也是南方诗歌的一个特点。南方的生活空间相对紧凑,人与物、人与自然的距离更近,这种亲近感自然会流淌到文字里。
岭南诗脉源远流长,盛唐张九龄冲淡清雅,开创千年岭南诗脉,深远影响后世山水田园创作;晚唐邵谒扎根乡土,以质朴沉实的笔墨书写民间疾苦;清初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雄奇奔放,陈恭尹沉郁苍劲,梁佩兰俊伟雍容,接续光大岭南雄直诗脉。近代以来,海洋文化的开放特质更融入岭南诗脉,形成多元共生的诗歌传统。置身于这般源远流长的岭南诗脉中,我个人的写作便是一种自觉的承续与微调。生于湛江、定居中山,我的诗作承续岭南开放兼容的诗风,又浸染南国水土,偏向温润柔韧,固守岭南清透的文字底色。无论是《白云辞》漫山流云,还是《春日》万物静默生长,我力求用语通俗直白,不故作玄虚,忠实还原岭南山河本貌。
如果说我的南方诗歌有什么自觉的追求,大约就是试图在“地方性”与“共通性”之间找到平衡。《白云辞》里的“春花十里,再美也比不上/这茫茫群山之上的白云朵朵”,写的是岭南的山,但那种面对壮美自然时的谦卑与欣喜,应该是共通的。《海天间》写伶仃洋的今昔,“人与海天和世间万物/那么的辽阔和宁静”,我希望能写出一点超越具体时空的东西。地方性不是标签,而是一口井,挖得足够深,涌出来的水就能滋养更多的人。
我的诗歌语言,一直追求简洁和准确。我很少用形容词堆砌,更相信名词和动词本身的力量。《春分》里“蝴蝶,在一朵鲜花上表演绽放”,一个“表演”就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听雪》里“多年前纷飞的大雪/现在还是开出了禅意的雪莲”,时间、记忆、情感,都藏在“开出了”三个字里。南方人说话不爱绕弯子,我想诗歌也是这样。
窗外的蝉声依旧,岭南的盛夏年年如期而至。回望多年分批刊发于《诗歌月刊》的系列诗作,心中感慨良多,也有一丝欣慰。诗歌于我,早已不是事业,更不是姿态,而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事情。它帮我记下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帮我安放那些无处诉说的情绪,也帮我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一点点诗意。诗歌让我学会谦卑,学会倾听,学会在日常中发现不日常。它们陪伴我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创作路,如同我用笔替这片南粤水土描下的一份简笔画。我时常把诗歌看成我与世界对话的真挚方式——不是高谈阔论,只是静默地告诉那些可能永远不曾谋面的朋友:你看,此时此刻,北回归线以南的南方,如此动人。
2026年6月8日,于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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