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民族性、世界性和人类的共同家园——成都国际诗歌周主题发言

　　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诗歌与艺术，被全世界人民共享，已从过去的想象演变成一种触手可及的现实。透过互联网的即时传输与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得以与远隔重洋的作家、诗人进行近乎同步的精神交流。这一现象最富戏剧性的例证，莫过于每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后，获奖者的作品会潮水般迅速占据全球线上线下书店的显要位置。我相信各位和我一样，手里也有几本这样来路的新书。的确，借助翻译搭建的桥梁，世界各国的诗人与作家，仿佛置身于一个无界的、同步的广场上进行输出与对话。

　　在这一宏大的背景下，德里克·沃尔科特却既谦卑又骄傲地宣称“请叫我加勒比海诗人。我要么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他拒绝被稀释为一个无根的“世界公民”，而是将“加勒比海”这一具体的出生地，作为自我身份中最重要的部分，来申明他的诗歌生命得以孕育的、不可剥离的文化母体。在此，民族性并非一种偏狭的地域标榜，而是一种存在的强度，一种命名自我、从而确立存在的哲学行为。

　　同样，兰斯顿·休斯在《黑人谈河流》中，将黑人的灵魂融进幼发拉底、刚果、尼罗河的古老河床，他说：“我了解河流，了解像世界一样古老的河流，比人类血管中流淌的血液更古老的河流。”这河流，既是具体的地理存在，更是黑人种族悠久的历史、深沉的智慧与不屈精神的象征。休斯将个体的“我”融入种族的“我们”，在凝练的诗行中完成了对祖先与故土的寻根，这种情感与意识，正是民族性最鲜活的表现。

　　而在中国，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坚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其深刻性正源于此。他在《致自己》中说：“如果没有大凉山和我的人民，就不会有我这个诗人”。民族性并非世界性的对立面，而是其得以成立的坚实基础。没有真正深刻的民族性，所谓的世界性便可能沦为一种空洞的说辞。民族性的指向极其广阔，在宏观层面，它可以代表一个国度或一个广阔区域人民的精神智慧与集体价值倾向;而在微观层面，它又极端个人化，与创作者独特的生命经历、爱恨情仇以及个体命运紧密交织。民族性并非生硬的教条，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特定土地之上，数代人在生活、生产、学习与创造的漫长实践中，积淀、发酵并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与文化特征的总体。它是语言独特的韵律与微妙意味，是潜藏于生活习惯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是文字背后承载的厚重历史，既是抽象的，又如同血脉一般，实实在在地流淌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的文学与艺术创造，无不根植于此，它构成了创作最初的原点与最后的归宿，是一种难以磨灭的文化基因。

　　事实上，一位诗人的写作，放在全球化场域中，也很难与自身的民族性完全剥离。举个例子：2016年8月底，我正行走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州，路遇小雨，虽说是小雨，但雨点又大又冰冷，打在我穿短袖衣裙的胳膊上，非常不舒适，与我在国内的炎热八月淋过的雨完全不同。当时，我脑海中有一句诗，脱口而出：“德意志的雨落在我亚洲的皮肤上……”“德意志的雨”是客观存在，也是抒情;“亚洲的皮肤”则是我的民族性。

　　民族性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自我确认，它的真正升华，在于能够写出真正优质的文学作品，穿越自身的边界，进入更广阔的人类对话场域，从而获得一种世界性的意义。诗歌，在这种意义上，成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情感最柔软也最坚韧的纽带。诗歌让我们确认，我们的悲欢可以相通，我们的命运彼此相连。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河流”，你有你的尼罗河、亚马逊河，我有我的长江、黄河，但最终都汇入同一片名为“人类”的海洋。诗歌，便是这海洋上永不沉没的方舟，承载着所有时代的歌哭与沉默，驶向一个我们共同想象、并正在共同创造的未来。

　　2025.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