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背起行囊，父母就燃响爆竹

  耳边时常回荡起一种声响，是发自故乡家园里的爆竹声。
  当心灵的听觉飞越城市的喧嚣，附着于这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时，温热的血液在我全身飞速涌动。
  此时，我的眼前幻化出一幕场景：背负起沉重的行囊，我依依不舍地告别父母，母亲噙着泪花为我整理背带，父亲则默默地在院子里点上了一挂爆竹……这是我父母送子出门的独有方式。多少次离乡远行，我都是踏着父母点放的爆竹声走出家门。
  其实，这也是我家世代承袭的规矩。幼时的记忆里，父亲每次出门，奶奶也总要站在院子的门口，颤巍巍地点上一挂爆竹。奶奶说：“爆竹是驱邪避祸的‘响物’，出门前放上一挂，一路上吉祥平安，做啥事都顺顺当当。”那时候我不懂，只觉得那爆竹的炸响热闹好玩。长大后才明白，在这平常的举动里，溶注的是老人对儿女的牵肠挂肚，是沉默的祈祝，是沉甸甸的亲情。如今想来，奶奶点放的不只是爆竹，更是一个母亲在命运面前卑微而倔强的祷告。
  那时候家里穷，父亲出门多半是为了混口饭吃。每到农闲，他便推起那辆吱吱呀呀的独轮小车，到百里外的荒原上割芦苇、割荆条、割蒲草，推回家来变卖，或者推到邻县换些粮米。荒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父亲白天割草，夜里就睡在草窝子里，啃着硬邦邦的窝头，灌几口凉水。刮风下雨，冰天雪地，从没间断过。他出门的那些日子，奶奶和母亲一天天数着指头，算着他该回来的日子。算过了几天还不回来，就站到村口焦灼地等，眼巴巴地望着土路的尽头，盼着那个推着小车的身影早点出现。那种等待，是没有钟表的年代里，人心最准确的计时。那种焦灼，是穷人家最昂贵的货币——用日夜不安，买一份平安归来。
  后来，轮到我出门了。
  我考上高中那年，十六岁。学校在三十里外的镇上，每周步行回家取一次干粮，周一凌晨摸黑返校。家里拿不出钱次次放一整挂爆竹，父亲就把成挂的爆竹拆散了，一只一只地放。凌晨的村庄还在沉睡，我推开院门，身后便响起一声孤独的爆响。那声音在寒夜里格外清脆，像一声短短的叮咛。我走出去老远，回头还能看见院门口那一点微弱的火光，和父母紧紧挨在一起的身影。就这样，一挂爆竹被拆成零落的日子，陪了我整整几年。如今想起那些凌晨，我常常问自己：那一只只零星的爆竹，究竟炸开了什么？是黑暗，是贫穷的沉默，还是一个少年身后永远不肯熄灭的目光？
  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劳动。修拦海大坝、做小生意、跑长途……每一次出门，父母都要在身后点燃一挂或长或短的爆竹。那声音成了我远行的号角，也成了他们守望的回响。可我从没认真想过，每一次爆竹响过之后，院子里剩下的，是怎样漫长的空寂。直到多年以后，我自己做了父亲，送孩子上学，站在门口目送他的背影消失，才忽然懂了——那个站在原地不肯转身的人，心里该有多少起伏不定的浪头在翻滚。
  十七岁那年，我推着父亲的那辆独轮小车，第一次独自走向荒原。个子刚刚比车把高出一截，却要跟着大人们去筑几十米高的拦洪大坝。父母一万个不放心，可家里实在太缺钱了，每日十元的工钱像一根绳子，拴着全家的希望。出发那天，父亲从箱底翻出家里最长的一挂爆竹，挂在枣树枝头，噼噼啪啪响了很久很久。我走出村口，还听见身后隐隐约约的炸响，像一双手，远远地推着我往前走。那一刻，我甚至没有回头。如今我想，父亲一定站在原地，一直听到最后一声炸响消散在风里，才转身回屋。
  就是那一次，我信了父母的话——爆竹真的能避邪。
  那个寒冬，大海涨潮。我们十几个民工夜宿在地窖里，睡得太沉，谁也没听见潮水的声音。等惊醒过来，水已经漫过了腰。地窖里漆黑一片，哭喊声、撞碰声搅成一团，所有人都慌了神。不知道为什么，我出奇地镇静，死死盯住远处石油井架上的那一点灯光，拼了命地往那个方向奔、爬、滚。身后是浪，是风，是黑透了的夜。那次海难，好多个壮年汉子再也没能回来。而工地上年纪最小的我，活了下来。
  三天后，我跌跌撞撞地推开家门。母亲一下子瘫在地上，父亲站在原地，嘴唇哆嗦了好久，什么也没说出来。后来我才知道，那三天三夜，听到海难消息的他们不睡不吃，像两尊泥塑一样呆坐着，等！等！等！。再后来，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多亏出门前放了那挂爆竹！多亏了那挂爆竹！
  我知道，那不过是求个心安的说法。可我也知道，那个寒冬的凌晨，父亲点燃的不只是一挂爆竹——他点燃的，是困顿岁月里一个家庭所能拿出的全部祈愿，是一个父亲在命运面前不肯低头的执拗，是他在儿子身后，用尽力气撑起的一道护佑。而母亲和奶奶那些数着指头的日子、那些站在村口的身影，其实就是人间最笨拙也最执着的守护。我们总以为活着靠的是力气、运气、聪明，后来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靠的是身后那些看不见的牵挂，靠的是他们虔诚而执着的祈祷与感念。
  如今，我和兄妹们都进了城，有了各自的事务，有了推脱不开的应酬，有了“等下次”“等有空”“等过年”的种种理由。故乡小院里的爆竹声，一年比一年稀疏。可年迈的父母，还是日复一日地站在那扇院门前，等着，望着。
  说实话，每一次想到这个画面，我心里都像被什么狠狠揪了一下。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总以为给父母寄了钱、打了电话、买了衣服，就算尽了孝。可父母要的，哪里是这些？他们要的，不过是那一声“我回来了”，不过是院子里重新响起儿女的脚步声。而我们呢？我们总是在外面受了委屈、遭了难处、过得不如意了，才想起那个可以随时回去的家。平日里春风得意的时候，父母往往是被我们排在最后的那一个。
  今年春节，我又携妻带子回家团聚。临走那天，父亲从那只落了厚厚一层灰的老木箱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挂爆竹。那爆竹不知存放了多少年，纸都泛黄了，引线也有些脆。父亲一根一根地检查，生怕哪一截哑了火。母亲在一旁帮忙撑开，嘴里念叨着：“多放点，多放点，让孩子们走得顺顺当当。”
  爆竹点燃了，噼噼啪啪，响了足足有半个小时。红纸屑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了满满一院子。我踏着那层厚厚的碎屑往外走，脚下软绵绵的，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
  那一地碎屑，多像父母操碎的心啊。
  我忽然明白，父母这一辈子，就像那一挂爆竹——把自己拆成一段一段，一点一点地燃烧，发出一声声脆响，替我们驱散前路上的邪祟和黑暗。等爆竹燃尽了，满地碎红，他们也就老了。而我们踏着这碎红走远了，留给他们的，只有空荡荡的院子和再也放不响的沉默。
  爆竹还在响着，儿女们已经走远了。昨天的团圆饭还热气腾腾地摆在记忆里，转眼间，院子里就只剩下两个老人，和一地落红。儿女的远方有多远，父母的牵挂就有多长。而我们呢？我们总是在遇到难处时，才想起那个可以随时回去的家；总是在父母猝然离世后，才懂得追悔，才想起自己还欠他们一次回望、一句暖话、一场真正的陪伴。这是人性的通病，也是儿女一生都还不完的债。
  听过多少节日的烟花盛放，听过多少店铺开张的热闹庆贺，也听过多少迎亲送友的客套排场。那些声响再大，在我听来，都少了一股子劲儿。只有家乡小院里父母送行的爆竹声，才是有骨头、有血性、有魂魄的声音。那是从生命深处迸发出来的热，是所有世间父母捧给儿女的、最笨拙也最滚烫的爱。
  这爱，从来不需要回响。
  它只需要你知道——不管你走得多远，总有两个人，在你身后，点着一挂又一挂爆竹，替你照亮回家的路。
  可是，我们也该知道，那爆竹，总有一天会放完的。
  那么，趁它还在响，趁那院子里还有人在等着我们，我们还是多回几次头，多回几次家吧。
  （原载2000年黄河出版社出版的李增瑞散文集《回望田埂，2026年6月7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