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时代永远的歌者

作者：王琪　　来源：本站　　责编：周占林　　日期：13-09-05 08:34:14　　点击：

诗人谈诗》，冯牧在诗会上谈话的摘要文章《门外谈诗》。这一期成了十七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专号，刊物出版后引起了诗坛极大的轰动。我在这一期上发表的是《干妈》写的是我插队中与一位农村老大娘共同生活的感情经历，这首当时标为（叙事组诗）的作品，第二年获中国作家协会（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优秀诗歌奖。不久我又被汲收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出过一本书。应该说，发表这首诗之后，我被诗坛承认，从此在诗坛活动了三十多年时间，在《星星》诗刊工作了十二年，从编辑做到主编，在《诗刊》工作了十四年，从副主编、常务副主编做到主编。有幸在两个重要的诗歌刊物工作，为诗歌服务，这是诗歌给与我的光荣，也是我对诗歌的感恩回报。
　　
　　
　　3．您的诗歌锐意革新探索，承续中华诗歌的传统与精髓，汲收现代主义诸大师创造精神，这种诗风的几经嬗变，绝非一日之功，您是怎么炼就的?
　　
　　叶延滨：
　　作为一个诗人，我从一开始起步，就知道我是在进行一次马拉松式的努力，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诗歌传统的国度，超越前人几乎是不可能却必须进行的尝试；中国是一个13亿人的大国，同时代的文学精英随时都在互相挑战，站在一个潮头上容易，下一个潮头过去，人们还记得你就不容易了，赢得这个大国读者的历史承认，要比得到几个汉学家或批评家的好评更为困难。
　　因此，我四十年的创作，一不打旗号，二不贴标莶，努力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应该说，长期的编辑工作，对我的创作有很大帮助。一是养成发现新人，注意诗坛新事物的敏感。我在编《星星》的时候，我就把办刊的对手《诗刊》进行了分析。《诗刊》是诗坛的老大，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家刊物的负担也重，意识形态的色彩也重，我接手编《星星》后，就把推出青年诗人，重点扶植有实力的中青年作为办刊方针，让《星星》成为青年诗人进行诗坛的入口；二是要大度宽容面对不同的风格流派。我接手《星星》后，努力减小这家刊物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当时既不参与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也不介入诗坛不同阵容的争吵。比方说，我不赞成“非非主义”的理论主张，我认为它所宣扬的是无法与创作发生关系的理论，没有诗人能在写作中实践的理论。与此同时，对当时站在这个旗号下的许多年轻诗人有个人追求的作品，我在编辑《星星》时同样加以刊登。
　　没有所谓博古通今的全能大师，谁这么说，谁可能就是骗子。我的体会就是，一要对新事物敏感，二要对不同的艺术流派尽可能的宽容和理解。这两条缺任何一条，哪怕样子很先锋，或者很主流，都没多大上升空间。
　　
　　4．有很多细心的“粉丝”发现，您后期创作出的大量的散文随笔也很棒，比如您的随笔集《世界的理由》等等。但在很多人印象中，您始终是一位诗人，这算是一种创作转型吗？
　　
　　叶延滨：
　　我的杂文随笔创作，的确是我一个重要着力的方向，虽然我也写过小说写过评论，但在这些领域我是票友。散文杂文随笔的创作，在我的创作中并是半壁江山。各种报刊杂志给我的杂文散文奖要比诗歌更多。
　　我以为，诗歌加上杂文随笔，是我全部的精神世界，我在我第一部杂文集中这样表明了我的创作状态：
　　找骂！缘由我又写诗又写杂文，于是有人不屑地：“你算老几？”相当客气地装入了言外之意：皆因诗人应如天使般纯洁，杂文家应如道学家般严谨；诗人透明似水晶，杂文家城府如壁垒。而我不伦不类，不清不浊。又有什么办法呢？要食五谷，就要为衣食住行操心；凡这类事，一旦流于笔端就成杂文；吃饱了总要想入非非，天马行空，不浪漫好像坐班房，写诗时的心态就如老百姓的一句俗语：“做梦娶媳妇。”不算老几！我是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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