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

把爱写成兵临城下的传奇

你会不会披荆斩棘而来

诗意的气质，暗示你有多该来

被痛噬咬过深刻，

告诉你来一次有多不容易

　　如果说，要使警察诗歌区别军旅诗歌在意象上的相似，除了对刀箭等语词进行挖掘外，重要的是不使这一工具成为工具理性，束缚诗人。我们看到万箭飞“把一生的希冀嫁给风暴/让风流在周身尽情亲吻”的《帆》等探索。裘军在他的《为人民服务（在八十年代初）》用的是“小提琴”，因为“我扶不住自己的肩膀/一把小提琴，撞断了肩胛，于是，“他和我是同一个人/搀扶着走路，越来越接近灵魂”：

若干年后，你会睬到我的肩胛

遗落的骨头。轻触

流淌红色的旋律，似乎

血在燃烧

一大群人拉着小提琴向你奔袭而来。我看见

你被淹没了

　　人，作为社会化的动物，一生下来就深陷特定的场域，有时成为某种工具，通常我们用使命作为注释，如何在群体中不被淹没，不失个性，既是警察诗人的要求，也是警察诗歌的要求。

　　2、鹰与犬的行动隐喻。警察作为国家的一支武装力量，行使着追捕罪犯和维稳保安的重大使命。搏击长空的鹰，虽然不是一个隐喻警察中听的说法，但单从象征的角度来看，没有比这个隐喻更恰如其分反映警察的行动和行为特征。从诗歌创作实践看，鹰的意象经常出现在诗人的视野。用诗歌艺术手法塑造警察，透视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和本质。林涛说，公安诗人不能缺席各种社会和政治大事件，就因为警察与社会和政治大事件密切相关。警察这个主体联系着社会的大局和安宁，许浩“用鹰的眼/在枝头迎送万家安宁”， 梅新“在凛冽的风”中“思古忧今的脸/被毁容”，陈计会的鹰，虽然比不上诗人其他自觉写出的诗作，但是，其中“展开庞大的翅膀，庇护着/大地、花朵、月下劳作的人群/……一切美好的事物/与和平幸福的生活相关”却是典型的对鹰作出“有意识”的解释。

　　诗疯子没有纠缠鹰的意向，而是想起一种鸟：

鸟是那种普通的鸟
肤色普通，形体普通
话语也不多，一生
就重复着一两句
滚瓜烂熟的语言

那语言不咸不淡
不肥不瘦，我读懂了
看鸟从书中飞过
日子打扉页上飘过
总在莫名的感动

　　显然，诗人读懂了鸟的语言。所有的动物都被训化着，一生就重复一两句滚瓜烂熟的语言自然是一种悲剧，人类虽然语言丰富，但一生下来就被文化、被规训，如果一生就重复一种思想同样是可怕的。林涛则关注着一条蚯蚓的命运，一条在水泥地上疲惫爬行的蚯蚓的命运：

经过一夜的劳作
很疲惫，也很沮丧
现在它要无功而返了

但蚯蚓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
它缓慢地爬行着
用柔软的身体
对抗着水泥地的坚硬
几乎是漫无目标

当阳光越来越强
蚯蚓加快了爬行的速度
也加快了沮丧的速度
最终，它躺在坚硬的水泥地上
连泪水也变得坚硬起来……

　　这是不少诗人都见过的场景，但很少有人这样叙述，现代的工具理性，阻挡了我们的思维空间，本来就属于蚯蚓的泥土被坚硬的水泥覆盖后，改变了蚯蚓的命运，人类城市化后农民的土地何尝不是如此呢。大路朝天在街心花园的松树上的一只麻雀“就像雪地上落了一个松果/可又突然飞走/让雪地重新变成了一片空白”与前者异曲同工。

　　3、橄榄绿的目标隐喻。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远目标。在和平年代，警察队伍是伤亡最大的群体，就因为警察肩负着维护和平世界的特殊使命，肩负着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的重担。橄榄绿就习惯的成为象征和平的隐喻，不仅在军旅文化中反复吟咏，这也成为警察诗歌在歌颂和平和正义目标喻象。特别是在和平年代，和谐社会的目标，用橄榄绿隐喻警察，更有诗意象征，更能体现警察文化资源的特质，警察文化资本的价值。陈谊在《黑之魅》中写到：“一种声音穿越大地和天空/在我的脑海里化作警钟/长出橄榄绿的萌芽/阳光下　月色里/我守护着你的警魂/总有一种声音让我泪流不止”。橄榄绿寓意深刻，让诗人爱得深沉，连接着诗人对正义和尊严的向往。

　　隐喻的诗学作用和功能无需赘言，但在当下诗歌中，和意象一样，隐喻和象征不再成为诗人刻意追求的整体营造，而是依据思维的进度、想象力的吸纳，使语词、语言或诗句具备一定的隐喻和象征功能。通过大量的优秀诗歌文本可以看到，当下诗歌在语言起点上、想象力和诗思的丰富性上都较之以往有了明显的提高。杨角的桃花是另一种风景：

二十年前的花只能在心里开了
开给故乡看
开给山水看，直到
成为乡邻眼中的一个盲点
 
但我不是观音
不能终生坐拥花丛
我少女的情怀一次次破碎在五月的风中
都说花是果实的母亲，我不知道
那漫山遍野的果实
能否儿子样，把你和诗行
领回故乡的天空

　　诗人并非自作多情地从李白诗歌的互文关系中摄取意象，而是翻动手中的书页，翻动厚厚的心事，在遍地桃林中找不到安放虚荣的枝条。王富举也没有盯着橄榄枝条，而是关注一树槐花和鸢尾花、樱花等，这些隐喻从固化了诗歌意象走了出来。而且很鲜活。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尽管警察诗歌读者警察居多，但是也不能只让警察才能读懂。笔者在赠给公安大学的著作上信手写了几句留言：

公安大学的黎明

天天被整齐的脚步唤醒

年复一年，满园的核桃树

掌握了侦查的核心技术

古老的大枣树

懂得了正当防卫

即便是矗立的高警楼

也跟着六栋平房

学会了

在沙尘中立正

　　公安大学或者去过公安大学的读者可能明白核桃、大枣树、六栋平房是什么，其他读者也许就不知所云了。诗歌中的隐喻要充分利用它的“比较”“替代”及“互动”的功能,使语篇的构建更加严密生动贴切。象征性和意象性在诗歌中应用使诗歌创作更加灵动和通俗,在诗歌中传递的通感意境,使诗歌细腻、精美，而隐喻正是象征和意象的牺身之地（吴晶：《隐喻在诗歌中的作用》）。

　　五、警察诗歌走向的可能

　　诗歌的发展，它的参照对象应该是发展着的社会感受力与想象力，一种情感形态出现、成熟、变化或消解，一个人的感知力与社会心态的轨迹，以及它们获得修辞形式与文本形式的表达方式（耿占春：《当代诗歌批评:一种别样的写作》）。警察诗歌，一个还没有系统成熟文本及理论的诗歌场域，其走向具有多样的可能性。因其独特的主体和较之强大的场域，就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角度，其文化资本和符号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诗歌毕竟是诗歌，它不是警察公文的分行书写。

　　1、由一元走向多元。作为一种年轻的诗歌形态，由于一开始就生长在自己的“小菜园”里，囿于一隅，接受主体也不仅仅是警察，必须放到中国诗歌史中接受检验，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都可能从一元走向多元。

　　（1）主体：可以是警察诗人，也可以是写出5种特质之一的其他诗人。海子说：“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断流动，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海子：《海子诗全编》）。作为警察诗歌，与“警察诗歌”紧密相关的概念是“警察诗人”，许敏的《月光下的东帝汶》是对中国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的献诗，他对那些“远离家园和涛声”“头顶青草和晨露”的战友诗性的赞美到：

每天以阳光拂逆风尘

以思念灌溉乡愁

风雨中收割一季一季的祖国

幸福是你手指的方向

　　如果说这些警察比较遥远，那么面对身边的警察，面对正午警察从街角走过警察，每一个场景都是那么熟悉，这是典型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每一滴微笑和眼泪

都渗进宽肩膀的城市

春风中饮醉的两只蝴蝶

总以相爱的名义约会

　　这些诗中都可以镜照出创作主体的独立性，这也是警察诗人应有的人格。然而，张志民、顾工、曹宇翔等诗人，他们并非警察，却写出了有影响的警察诗歌，因此，警察诗歌的创作主体，可以是警察诗人，也可以是写出前述5种特质之一的其他诗人。

　　（2）客体：可以是警人警事，也可以是对公平正义的群体想象，也可以是罪与罚的诗性表达。在消费意识形态盛行以及资本市场与政治波普合谋的后现代语境下，警察诗歌与政治抒情诗一样，如果仅仅是警人警事，显然困住了警察诗歌。从当前警察诗歌作品题材来看，显得单一又单薄。真正大家更多是通过眼力和思考来拓展题材的视野。警察诗歌理所当然要以警人警事为主题，但有些诗虽然不曾直接以从警经历为题材，但会曲折隐晦地体现出警察的职业特点和职业精神。与工人农民不同，警察的工作对象不是物，而是人，所谓“破案”就是通过蛛丝马迹察觉并抓捕罪犯的过程。这就需要对人的全面了解和深入把握，即古人所说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笔者认为，警察的职业特点和职业精神主要是由眼和心体现出来的（当然手也很重要，抓捕就是由它完成的）。但在重大警察题材的抒写上，往往容易被“本事”遮蔽，艾略特曾经说过：“真正的诗不仅经受得住公众意见的改变，而且经受得住人们完全失去对诗人本人所热烈关注的问题的兴趣。”。李小剑的《派出所的小木屋》让人看标题就知道是警察诗歌，在那个派出所裂缝的墙已被风雪咬出了皱纹的小木屋里：

　　“每一段惊险的故事/都被山野老人的嘴唇/磨得发亮”。而于凤军的《巡逻》则更加直白地写接警出警，但警察诗歌不能局限这些。 张雁超的《以水富命名》，似乎叙述的都不是警人警事：

官员们已砸烂了贫困县的钢盔

爱民如子，书写政绩比李白诗歌更为夸张浪漫

建设创新的烂尾楼和报废的绿化带。

也会有较少时候，情人们呆在雨后草丛，绷紧皮肤

夹住花蚊子的长嘴，碰见躲躲藏藏的栀子花。

……

每座楼房都试图高过所有楼房，它们脚下

那先人已寒的尸骨裹不住姑娘的胸脯

曾长满庄稼的土地涨破了移民的钱包

　　通篇都是这个中国版图上的小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和谐的元素，制度弊端、价值扭曲、道德下滑、分配不公等等。诗中隐藏的一个症候是对公平正义的想象。

　　现代诗歌精神，尤其要求我们不去复述新闻类题材，而警察诗人常常要处理重大警察事迹，不少诗人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专注于单一的抒情或叙事。如果遇上领导不懂得诗有诗的使命，致使诗人在表达警察事件时不得不被叙事、细节所裹挟，将诗歌独特的深层情感和智性意义蒸发掉了。诗人应整体兼顾，既不能停滞于对警察事件的描述，也不能止步于类聚化的时事性抒情，而是要对本真的事态过程的“细写”，对人的经验、生存真相进行智性揭示。

　　（3）空间：可以是公共空间，也可以是警察个人的心灵空间。从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发展进程来看，在个体与群体、个人世界与公共空间的诗歌书写中，既获得过现代人深刻的个体独立性、生命意识和现代感受，又曾经迷失于公共空间对个体世界的生存挤压和意志剥夺（邓艮：《公共空间、历史意识与主体重建——论胡丘陵的长诗写作》）。

　　美国“新批评派”理论家艾伦退特在《诗人对谁负责？》说：

　　“硬要诗人自认是社会秩序的立法者，这其实是要诗人丢开诗人的确切责任。诗人的责任本来很简单，那就是反映人类经验的真实，而不是说明人类的经验应该成为什么。任何时代，概莫能外。诗人对谁负责呢？他对他的良心负责，‘良心’一词，取它在法文中的含义：知识与判断的呼应行动。诗人的良心早就知道，在鉴别诗人是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诗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严格、传统的标准。无论怎样严峻的危机，都不应该被利用来使我们改变诗人与他周围的恒定现实的关系。所以，诗人对社会所负的责任绝不是按社会思潮或社会需要去编诗。诗人对什么负责呢？他只对他作为一个诗人应当具备的德行负责，对他的特别的艺术风骨（aretee）负责；他的责任是精美地掌握他的话语，而且，这种话语不会减损他的意识所传达给他的关于现实经验的全部真实性。而迫使诗人不作诗人，去做某种政治思想的宣传家，这才是不负责任的——哪怕是诗人自己认为这样干值得，也依然是对诗歌的不负责任。”（陈超：《心灵对“废墟”的诗性命名》）。

　　如果警察诗歌的创作主体对心灵负责，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都通过诗歌使心灵安静，就能够抵抗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其“有用”不但不会比那些类似公文的宣传品差，反而会更有力量，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理解“有用”就是宣传，就是教化，“诗意地从警”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臧思佳的《待已成殇》虽然是用叹息写下的“在青苔覆盖的日历上”“不停张望的目光”，然而，这种不安的盛放在高枝上的相思却是很多人都感觉到却无法写出来的，尤其是几度出现的“给你的耳朵吃一块糖”，不但意象鲜活，而且同一组诗重复运用，反而收到一种旋律往复的“窑变”效果，这种甜美的诗意正是吃惯了命令与谎言的耳朵所渴望的。

　　韩芹的《将暮未暮，正好》深入了诗人的心灵，整诗读下来没有任何的说教，但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态度从容与胸怀博大，“屋里透出的灯光正好”、“ 大雨刚停，空气中的清新正好”、“ 街角咖啡馆暖暖的，路过正好”、“ 脚步缓了，香气和影影灼灼的搭配正好”、“ 在这将暮未暮的时刻，沉静正好”，美好的眼睛总是发现美好的事物，人生会遇上许多的不平衡，警察会面对更多的不平衡，因此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心态，警察诗歌，这样写正好。可现实生活中，仍有人认为警察诗人或诗人警察会因为诗歌而影响工作，有的甚至认为不务正业，那是不懂得诗歌的真正功能，笔者也从未听说有人因为做礼拜而影响工作的，在工作压力大的情况下，在诗歌中做礼拜只会将工作做得更好。当然，那种功利化的伪诗人或伪诗写另当别论。

　　2、由简单走向复杂。当代社会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经济的迅猛发展、网络时代的兴起，人们的生存方式、生存环境、世界观、价值观及文化观、艺术观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警察既是这个社会秩序的守护者，又是其中的一员，也必须面对这眼花眯乱、不可把握的世界，也必须适应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也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与思想压力。不光是社会历史本身已变得复杂，而是我们的心灵已变得复杂而多样，反映在诗歌创作上，这种种变化必然导致诗歌艺术的的剧烈嬗变。不是诗歌越来越难写，而是语言已不能表达大千世界于万一（程光炜语）。

　　（1） 英雄——人——复杂的人。

　　在警察诗歌场域里，一个绕不开的就是“英雄情结”，警察队伍中每年都要涌现一批英雄，这固然是警察诗歌抒写的对象，英雄主义是警察诗歌区别于其他形态诗歌最重要的价值诉求。但是我们这种情结所崇拜的其实只是英雄品格，这种英雄品格“是一种超时间的本质”，而不是指某个具体英雄人物的“世俗人格”，因此大家对英雄品格的指向往往是集体主义的超越式的，而非个人主义的世俗式的。这就容易造成诗人只关注笔下英雄人物的超越性品质，而忽略其作为普通人的世俗人格。“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往往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不知愁苦病痛，只知有公，毫不为私，有英雄主义的激情，却少了作为普通人的温情（刘云：《人道主义观照下的新历史文本——胡丘陵长诗论》）。警察诗歌的英雄主义写作与军旅诗歌一样经历了英雄的神化和隐喻、英雄的多元化探索。

　　艾明波出于对警察的理解，满怀激情，写出了大量诗篇，在《血写的忠诚》中写到：

英雄已经站成山峰

正是他们

让生活充满阳光般的笑声

一个英雄倒下去

又站起了千万个英雄

你看，战友又接过你的中的枪

在黎明之前踏上征程

既然大地需要平安

又何惧一千次冲锋

既然人民拒绝寒冷

那么青春的血性就是温暖的证明

　　国家需要这样的忠诚，诗歌同样需要这样的忠诚，也需要这样的誓言与哲理，我们丝毫不怀疑诗人抒发的是真挚感情，但诗歌毕竟是诗歌，不是公文，从文本可以看出，强烈的职业责任，可能掩蔽了诗人更多的诗歌才华。同样是写英雄，胡丘陵在长诗《2008，汶川大地震》中这样写15名高空投放食品和跳伞的英雄：

天上真的掉饼干了

还掉人下来

掉下的不是林妹妹

而是兵哥哥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不晦涩，但通过互文关系和语言张力同样在读者心中立起了英雄形象。

　　翟营文在写给警察的诗中以求极力诠释清楚信念与责任，但是他同时也发现：

给警察写一首诗　其实很难

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个

而我又真的　真的不了解

这些名字和性格都很坚硬的人们

但是，他在写《暮年》的时候，警察就由英雄回到了普通的人：

还有什么值得珍藏？除了满树金黄

风翻阅着旧信件、年轮；寂寞

爬上对面的山冈，我记得

峡谷的孤独，涧水带走长笛的浅唱

留下我，折叠的翅膀和疼痛

此刻，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在于

怀想远方；或被远方所怀想

　　其实，每一个英雄人物的出现，都不是纯粹超越式的，也不是纯粹世俗性的，而是基于普通世俗人性的基础上，在某个关键时刻绽放出超越式的英雄品格，是人的某种信念或者潜力的超常发挥。既要表现了英雄在特定时刻所迸发出的崇高品格，也通过日常细节想象与描写为我们表现了英雄作为普通人的世俗性，崇高品格也许可以为读者创造庄严的美感，世俗性带来的烟火气息也自有其动人之处。

　　八十年代之后当代诗歌以“人”的重新发现和阐释为基础展开了全新的探索和实践，警察诗歌对此的呼应是“警察是人”命题的提出。但是另一方面，警察诗歌却以更为凸显的特征呈现出“独特的这一个”的面貌和价值。张遂涛的诗歌《老黄》显然没有图解心中的警察形象，而是深入生命内部。这个像《三国演义》里的赵子龙，在毒枭中七进七出的老黄，他“立功无数。身上的每块伤疤/都是一枚闪闪发亮的勋章。只是/在雨天会隐隐作痛。往事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的老黄，他也会破口大骂：王八羔子的！而且说话的嗓门很大，什么都要带句他妈的！也经常嘿嘿地笑，露出一嘴被熬夜熏黑的牙齿：

老黄说着就退休了，他不干，第一次跟党和组织发了脾气。

但是没有办法，老黄说退休之后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了枪

没有枪就像老虎没有了牙齿。所以老黄迅速开始衰老

　　诗人避免了对英雄形象豪言壮志的空洞书写，也没有壮烈场面的刻意描摹，而是注重深入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注重挖掘英雄人物作为一个人、一个平凡人的生命细节，展现其动人之处，从而还原了英雄之为人的世俗性，语言也具有个性，在“英雄” 的抒写上迈出了难得的步伐。然而诗人最后总想寓言式地指引什么，这个老黄习惯性地去摸枪，然而摸到手里的是一本普法教材，笔者设想，如果摸到的是一把空酒壶呢？会不会影响他的“光辉形象”？或许诗人太想说清楚老黄晚年的“余热发挥”等等正面的东西了。其实，诗歌对英雄人物的表现应该是双向的，我们既崇尚英雄身上的超常品格，也要认可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世俗性，并且在这种世俗性的展现中体现出对于人的生命价值与尊严的关怀与肯定。

　　人是最为复杂的动物，人道主义哲学家科利斯·拉蒙特曾经说过：“人道主义的最高道德目标，就是依靠理性、科学、民主、友爱等手段，去谋求全部人类的现世的幸福”。而我国传统道德文化只重生命的社会性，不重它的自然性；只重生命领域的后天性，不重它的先天性的束缚，这就要求警察诗歌更多地关注意识形态话语中的道德与基于自然人性的慈祥、宽厚、正义、忠诚等等，其实，正义、忠诚并非警察独有。

　　阚永斌在《与岩石一起沉默》中发现，岩石的“体内一定有许多我看不见的黑暗”，

阳光足够温暖，它坐在岩石上

面容慈善

我是一只路过的蚂蚁

看见有一截时间留在阳光里

另一截留在岩石里

　　面对沉默的岩石，诗人选择了与岩石一样沉默。瞿海燕的《凌晨三点》写的是警事，既是工作事件又是心灵事件，工作事件是大家都熟悉的：

一堆动词，在凌晨三点的会议室绕来绕去

大大小小的执勤帽蜂拥而至，有些挤，有些重

缤纷的情绪在攀升，在加速

它们合力酿出的波涛，连绵不断

　　相对于工作事件，心灵事件则更为复杂，而警察诗歌，就是要触摸心灵，在复杂的坚石中进行爆破：

在黎明到来之前，在黑与白交错之间

有一根虚幻的绳索，始终晃荡着

一些微风，更多的寄托，在上面摸过来，摸过去

　　要挖掘出“人”的美的内核，即便是纯粹表现警察的内容，也不再是简单再现过程，更注重借助警察这一特定的历史空间探究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警察诗歌对于警察情感世界和生存状态的抒写具有两种不同的视角方式。一种是外视角抒写方式，即诗人以“他者”身份观察和审视抒写对象，这类诗作在当代警察诗歌中数量极少，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2） 颂歌——牧歌——挽歌。

　　警察诗歌发轫期与政治抒情诗一样，履行“颂歌”的职能。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且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包裹之下借助强势的话语传达出“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等。流血牺牲、无私奉献大量的抒写。不是“颂歌”不重要，但同时也需要“牧歌”、“挽歌”。

　　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题材上，如陈超所言：

　　它们以夸饰的宏伟激情，试图对称于题材的宏大，但多数给人以大而空泛的感受。这里，“诗歌应有的心灵内凝的劲道，被巨大的“激情”蒸发掉了，其结果是诗人留下的既不是史，也不是诗，只是一个勉力呼喊的诗人形象。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诗人情感不‘真诚’，但由于缺少对诗歌之道的自觉，他们在不期然中走向了‘真诚’的反面（陈超：《别有天地的灵魂史诗——评胡丘陵长诗<长征>》）。

　　陈超所述的现象在警察诗歌文本中太多了，本文不需要例举，读者到处都可以接触到。诗歌就是诗歌，即便是朗诵诗，可以偏重韵律和明快，但还必须是诗歌，否则干脆叫“讲述”。邓醒群的《致缉毒警察》力求规避了这个现象：

皎洁的月色洗净大地的恐惧

罂粟地上长满金黄的稻穗与麦子

这时，喜悦尽染你疲惫却刚毅的脸庞

　　这是典型的颂歌，但没有夸饰。胡玥的《生命的第四十四级台阶》虽然是悼念李树义以及所有为共和国的安宁奉献青春和生命的卫士们，表面是挽歌，其实还是颂歌：

四十四岁的秋天是你用金子般的心默默染成的

你默默地将头顶的国徽擦了又擦正了又正

你的眼角边上含着的一滴热泪，没有人察觉

芦花飞扬的心事沉了又沉  不及细瞧泪水

　　诗人的这种赞美不是宣读表彰决定，而是诗性的抒写，这样的抒写是有难度的。那种泛泛的激情抒写对于不谙诗歌劲道的作者来说是容易的，但对于真正的诗人反而很为难，如果为了完成某个任务而写，则是痛苦的。

　　牧歌（Pastoral）是表现牧人田园生活情趣的文学体裁。诗人往往借这种体裁将乡村生活的纯朴恬静与城市的喧嚣作对照。传统的牧歌给人的感觉是远离现实生活，其实不然，浪漫主义诗歌中许多牧歌体的作品也往往借这种形式表现诗人对自然与社会的态度。

　　邓诗鸿虽然面对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一般的小朋友，他们一身红白相间的校服，肥大沉重而又极不相称的书包，让人欢喜让人忧，这些不一定在乡村，却有田园情趣：

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他们

勾肩搭背，想到芬芳，朝我这边飞过来

他们丝毫没有理会血色的警示

这时候，我需要将红色信号一把拧住

再转身唤住　滚滚车流

我会领着叽叽喳喳的麻雀

从危险的路段，轻轻飘过

　　其实诗人不必惊奇这一群小小的精灵学会了在与我道别的瞬间顽皮地敬礼，警察享受工作的快乐，也在传播这种牧歌式的快乐。

　　从资本来看诗，增值才是意义。导致人们对当代诗歌的感受力缺乏认知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与中国古典诗教有关。而诗意通常呈现在人对自然事物及其微妙关系的感知更深层人的本质哲学范畴。在这个时代，诗歌写作等于“在一个野蛮的世界实践微妙”（罗兰·巴特语），这意味着对语言的爱，还有对意义的期待。蝈蝈的诗歌《雪·棉袄》就是这样：

围着白头巾的

祁连，喂我乳汁的娘

提盏马灯，我的乳名

亮闪闪

雪呀，细密的针脚

扎伤娘的双手，我那没有屋檐的

心，套上面袄

　　写这样的诗，心是沉重的，然而格调却是出奇的干净，是那种流着血也不让人看到的节制，这样的牧歌仿佛天籁之音，

　　它来自于原乡，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中国，城市事实上已经取代乡村成为代表中国现实的中心舞台，乡村社会及其文化形态已经失去其代表性地位，城市不仅仅是时尚的策源地，实际上成了主流话语的命名者和制造人，而诗人却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可以依据法律法规或者金钱等力量拆迁掉现实中的乡村民居，但什么力量也不能拆掉诗人心灵的乡村家园。在一个生存意义日益显得匮乏的时代，“诗意的”一词悖谬性地意味着一种意义的奢侈，也意味着对一个无意义世界的补偿。意义的辨识与表述常常有杰出的个体，尤其是诗人的写作来体现。在某种意义上，意义消散或消解的状况已经成为当代诗歌，文学艺术，与哲学所不断主题化的东西，并渗透到当代诗歌与思想的表述中（耿占春：《当代诗歌批评:一种别样的写作》）。

　　哀歌，亦称祭诗、悼歌、葬歌，在传统上，它的题材和风格都是有一定稳定性的，死亡与哀思，对无常世事的悲诉，对“上界”慰抚的寻求，如此等等均指向浓烈的仪式化话语及抒情，这也是诗歌古老又常新的功能之一。由于警察常常面对牺牲，警察诗歌常常出现哀歌。沈秋伟在《法医的帽子》中就加入了个人体验的成分：

　　“请平静些再平静些/且用我柳叶刀的功夫/解析正义的微分方程/一定有解，一定有正解/请接受我温热的帽子/带上它把上面寄托着正义信念/好伴你走向孤寂的远方”。

　　虽然诗人力求平静，可是惨裂的伤口不能平静，这或许是警察诗歌与其他诗歌不同的地方，诗人本身不仅是战友牺牲时的见证者，还是战友牺牲后的解剖者，在行为上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帽子戴在牺牲战友的头上，在心灵上和战友们在正义信念上达到了一致，让诗歌的境界得到升华。

　　苏雨景对于海地地震遇难维和烈士，心里总是纠缠不清，他用卡在了哪一道清冷的站台所有的回忆进行追思：

在你被无常的利箭击中之前

是否涂鸦过无字的信笺

带着对妻儿的眷恋

和对故土的挚爱

穿云破雾

直抵这一季的冰霜

　　杨锦的《那一刻》，用饱满的情感叙述一位因抢救别人的娃儿而失去自己娃儿的故事：

那一刻

你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娃儿

却再也听不到呼喊声了

雨在哭泣　风也停止了呼吸

终于可以无声地坐下来

用布满伤痕的手

为永远睡过去的娃儿

擦去脸上的污泥

把失落的课本和书包

一一捡起

　　这一刻对谁都是终生难忘的，这首诗的基本格调是悲情的，但诗人在悲情中融进了深深的爱，既避免了简单化的赞美，又坚守了警察诗歌的品质崇高。

　　3、由浅薄走向深层。

　　（1）浅薄的政治图解——生命的神秘体验。或许有的警察诗人没有将日常工作中的宣传与诗歌区别开来，或许受文学“过度功能化”的影响，认为直接效果就是“有用”，政治图解的倾向十分明显，忽视了警察生命的神秘体验。笔者尽管也不主张诗歌“去功能化”，而是要处理好引力与张力的关系。如T.S.艾略特所言：诗不是表现个性，不是表现情感，而是对个性与情感的双重逃避，但也只有那些真正有个性和感情的诗人才懂得这“逃避”是什么意思（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

　　朱付新对法医的印象就是无所谓神秘与诗意，仅仅是一种职业，但是他常常是在用“解剖刀”和一个远逝的灵魂对话：

犀利的目光与刀光聚焦

融化疑虑的坚冰

刀起刀落

由表及里

你以法律的名义

痴痴地找寻

那个叫真相的东西

　　诗人同时教导，不要刀走“偏锋”，尽管诗人在极力抵抗“功能化”，但这种“功能”仍然挥之不去。余振民对刑警队长这样写到：

平头眼镜步生风

只手擒凶不动容

近日眉间川字写

应知大案在心中

　　这是很契合刑警队长这一符号的概念，与写警人不同的是黄康荣的《蝶恋花·除夕值班不得归》则是警人警事：

漠漠寒云生暝色。细雨霏微，灯火长街湿。行客渐无车渐寂，风声还似归声急。

又是一年终此夕。落寞烟花，响散窗之侧。我亦有家思不得，高楼望尽天南北。

同黄康荣一样，杨明山在他的《五律·中秋望月》中这样表现聚短别长的古典意境：

静夜撒银光，清风送暗凉。佳节何处有？两地小轩窗。娇俏心中驻，淑真梦里藏。相思唯明月，信马不由缰。

　　清袁枚云：“诗含两层意，不求齐佳而自佳”，即便是格律诗也不能过于泥古、拘谨，将二十一世纪的诗词写得像唐人、宋人、清人一样，尤其是在俩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视频的今天，还采用古典的相思意向是否让人觉得矫情值得探讨，否则，会使本来“有感”的东西变得“无感”。这类诗词往往是做到“工”容易，要“不隔”则太难。

　　警察诗歌常常要写事件尤其是大的政治事件，写作往往容易局限于事件本身，过去有的诗歌失败就失败在将诗歌作为一种略为形象的政治表态，那么诗歌就没有自己本身存在的缘由了，或者说你只是一个形象社论的表态。一提到依法治国，就用诗歌来图解，雷抒雁在评胡丘陵的长诗《2001年，9月11日》时指出：“其实诗人和政治家不同，在同样的高度，政治家发现的总是自身的伟岸，而诗人发现的是自身的渺小。政治家总是先清醒后糊涂，而诗人则是先糊涂后清醒。但是，诗人呢？他不是给它下结论，可以说诗人不善于下结论，你下的结论也不一定准确，诗人可以从这里发现诗意的东西。从这一点来说，读者往往读惯了政治抒情诗，都希望政治抒情诗对某一个事情表态”。正是这样的“表态”，忽视了个人生命的神秘体验。蝈蝈则不然，他在《清明》中写到：

豆子点到地里

心上就舒坦了

只等着儿子

跳出豆荚

下一辈子

就有了指望

　　这是诗人独特的生命体验，这样纯洁的诗句，只能出自心灵。笔者注意到，当下诗歌文本中，意象大都变成了具象，有些具象也不仅仅是具象，而因增进情感含量而具有了意象的特质和功能。诗人们不再去精心构筑一个满是意象的文本空间，而是任由情绪和情感力度的推进，撷取眼见和经验中的具象入诗。与蝈蝈的诗歌一样，寻竹艺人的《春天的诗句》同样是从“小”的地方写起：

在我写下春天的诗句之前

必须用尽所有的力气，扶起父亲丢下的牛犁

把僵硬的泥土翻身，平整，耙匀……

除此，还得学会母亲的播种

把想到的词汇全部撒给大地

连同田里的荑草一起施为肥料

路边招摇的花朵都是生活的奢侈品

我只关心那些刚刚下地的种子

等到秋天能装满几碗

　　在成功的现代诗中，“小就是大”。诗歌之“大”，不是指题材体积、语境幅度的巨大，而是认识力的博大和穿透力的强大——压力面积越小，压强反而越大，这一力学常识对现代诗同样适用。可惜，在本体意识淡薄的写作年代，常识变成了少数人的秘密（陈超：《别有天地的灵魂史诗——评胡丘陵长诗<长征>》）。

　　（2）浅显的抒情话语——异质融会的语言。如果说，中国当代诗歌语言转型到了“个人化写作”，那么警察诗歌的语言则恰恰停在途中，不知道这是坏事还是好事。但有一点，浅显的抒情话语显然已经不能表达深邃的思想内涵。从诗歌内部观察，更需要能将隐喻、暗示、象征，与口语、叙述、戏剧独白奇妙地融汇为一体。

逯春生的《村子》“春天像韭菜一样疯长/秋天和玉米一起成熟”：

再往前走就没有大路了

小路的尽头就是久违的门扉菜园小院

推开茅草屋的房门

就会看到锅灶堂屋土炕

这就是男人女人一辈子接着一辈子

相亲相爱生儿育女的乐园

　　在“叙事”突破了对事件或场景的单纯叙述、交代、描摹与展示的概念界定，情绪、情感、思想等主体意识更多的诗意的渗透到事件与时间秩序之中。许震《半轮残月开在山崖》：

星星困了

我一个人在书房

沸腾过的茶水在左手

虔诚的心在右手

等待

等待唐朝先人的造访

　　警察诗歌出现了大量的以细节描写和细节挖掘见长的诗作。这些作品在对具体事物或事件的细节把握上，呈现出以往诗歌作品中少见的主体观察力和语言表现力。

　　侯马在清明节，用戏剧化的叙述悼念一桩杀人案的受害者：

男人从乡下赶来

要把在城里打工的妻子

劝回家

妻子已另有相好

俩人吵翻了

大打出手

男的用菜刀

使劲剁

女的终于服软了

跪着说：

“我跟你回去”。

男人，望了一眼

快砍断的脖子说：

“来……不及了”

　　这无疑是一个悲剧，有论者说，“这幕悲剧也给人带来深刻的警醒与反思：如何保护好婚姻与如何理智地处理出现裂变的婚姻？”（云经立：《一切都来不及了——侯马<清明悼念一桩杀人案的受害者>展读》），如果仅仅如此，那么这首诗则是浅薄的，文本尽管是口语，但其张力远不只这么简单，它包含了人性与理性、爱与恨、罪与罚种种复杂成分。警察诗歌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场”，这首诗本身就具有内在的戏剧性，且场景又是高度戏剧化，也只有复杂的解读才能使文本增值。

　　写完这篇长文时，心理却忐忑不安，由于知识的不足，可能导致判断的谬误，文本的局限可能影响体系的缺陷。警察诗歌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在短期完成。好在共同的目的都是亟待出现一批优秀的警察诗歌文本，企望能有与创作相契合的诗歌批评，并期待警察诗歌理论的成熟。

　　胡丘陵，湖南常德市副市长、公安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著有小说集《苍茫风景》（花城出版社），诗集《岁月之纹》 （北京燕山出版社）、长诗《拂拭岁月》（湖南文艺出版社）、长诗《2001年，9月11日》（台海出版社）、长诗《长征》（昆仑出版社）、长诗《2008，汶川大地震》（中国文联出版社）、诗集《胡丘陵长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论文《症候式分析:文学增值批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