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余影里的浩然

　　记得曾读过一篇题为《浩然死了，老舍活着》的文章，内容大体上是说，老舍虽已故去多年，但他的文学作品依然活在读者的心中，而浩然则随着他肉体的逝去，他的文学作品也将成为古董，不再被读者记起。但我想，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浩然与老舍也许是同一个事物的两端，他们的作品会以不同的方式留存人间。说起来，这两位文人都曾前后当过北京作协的主席，也都曾前后当过《北京文学》的主编。俩人的文学创作也都成就斐然，让人惊叹。老舍以幽默深挚的京味京腔勾画出了老北京的《清明上河图》。浩然则以质朴的乡土气息描绘了新中国成立后新北京的乡村变革。他们是北京孕育出的，又是北京所不知不觉地给扭曲泯灭掉了。

　　说起来，老舍同浩然都曾真诚地歌颂过他们期望的新社会、新气象、新人物。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写出了《龙须沟》《女店员》《大红院》等歌颂新事物的作品。这期间亦出现了艺术品位超高的话剧《茶馆》，让人称奇。但实际上《茶馆》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反衬着新中国的温暖---。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其爱党爱国的赤子之心一旦被误解、被扭曲就会想不开，同样想不开的还有翻译家傅雷。他们的自尽，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呼应。老舍当年从家到文联自投罗网地主动去参加“文革”，原本是想响应号召，投身运动中的，但他万没想到他这个新中国唯一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会成为人民的对立面而受到凌辱。他们临终时内心或许会说，我这样钟情地爱你，你还背叛我、不容于我……，由是，爱之越深，悲情就越重。

　　浩然到死大概也没想开，他怎么能将自己呕心沥血铸就的文学成就随着世态变迁，而付诸东流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浩然也许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但这悲剧并非由他一个人来承受的，在那个年代，也许有诸多作家都想象他那样，也写出一部思想性、文学性、艺术性和政治性超强的巨著。其实，那个时期，写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作家，不只是浩然，著名的李准也因著名的中篇《不能走那条路》而名噪一时，许多人只记得他创作的《李双双》，却也忘了这样一篇重要作品。还有柳青的《创业史》等等。多年前，我还看过一部其解说词由诗人郭小川执笔的艺术化纪录片，其内容也是讲农村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兴起的盛景，诗人诗情画意的饱满诗句，烘托的画面如火如荼的。这或许是作家们当时真实情感的体现，他们真诚地认为中国农村的这一运动会开辟出一个国富民强的新时代。

　　然而，说到农村合作社的创建，就要追溯到三四十年代。客观地说农业合作社的构想，在那时就有雏形了，当时，留美归来的博士晏阳初及梁漱溟等人就开始了他们乡村建设改造的构想。晏阳初更是身体力行地只身来到河北农村定县，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在定县，晏阳初发现中国农民的问题主要是“愚贫弱私”，他同时还发现单项的改造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就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综合的农村改造方案。从识字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着手解决问题。他创办了平民学校，让农民们在此接受简单的教育后，组织成同学会，中国的历史上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发组织的社区生活，后来这些同学会成了晏阳初对农村进行民主改造的基础。在那里晏阳初领导建立了乡县议会的组织。我不知道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推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是否受到了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人乡村建设改造的启发，并借鉴其范例。浩然在写《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时，或许并不知道晏阳初等人也创办过异曲同工的农业乡村合作社的事，也不清楚这合作社引进过高产的美国脱利斯棉种进行过试播试种;引进过美国的种猪种牛进行过品种改良并设立机构引导农产品按需上市。如果浩然知道了也一定会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的腐蚀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也早已被批倒批臭了。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原本是农民们自发组织起来脱贫致富去的，从低级社到高级社直至发展到人民公社，初始都是从生产资料的合理运用出发的，但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了。浩然以一个农民作家的名分，置身其中，他别无选择，他的创作也必须配合着形势而生。著名评论家雷达认为浩然创作的《艳阳天》虽写合作化运动，但贯穿的思想却深受八届十中全会所谓关于强化阶级斗争的理论的明显影响。于是，这部作品出现了奇怪的矛盾面貌：一方面，它有一种夸大声势，唯恐天下不乱的氛围，这是忠于当时政治观念的表现;另一方面，在人物的行为方式、性格特点、情感方式和语言方式上，又不能不说有一种真切的生活韵味，这又是浩然忠于生活的表现。此真是画龙点睛出了浩然的创作轨迹。有人曾对我说过，“文革”中发表出版过的一些文学作品，其生活世态图景，还是真实于现在虚笔描绘的，而它有限的政治符号式的创作空间，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读浩然、看浩然，是曾努力想学会他的创作模式，高大泉衍化为“高大全”，曾是一个文学创作坐标，当我们在那个时代投入创作时，会苦于找不到、写不好这个坐标的标准线。正因为如此，《艳阳天》与《金光大道》才有了—度的文学榜样的力量。虽说浩然后来也写出过《苍生》这样的一系列作品，但那已无足轻重了。

　　我曾同浩然有过三次接触，但心灵的触摸也许有过若干次了。当年，还是中学生的我，因文学而烧，却苦于找不到像样的文学读物，于是便问时任班主任的语文老师，当下中国的文学名著是谁呢?语文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浩然，是《艳阳天》，你现在就去读《艳阳天》。于是我便遵师言躺在床上，逐字逐句读完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三卷本厚砖式的《艳阳天》。现在回想起，以后鲜有那么认真、那么有耐心读完这浩繁文字的文学巨著的事了。浩然去世后，我找出存有的影碟《艳阳天》，想起当年我是怎样如饥似渴地去看这部根据浩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啊!影片中张明子扮演的焦淑红让人倾心，虽说她同张连文饰演的萧长春，其爱情线索并不明显，但小石头称呼焦淑红从姐姐改口为“姑姑”，就足以让人想入非非了。

　　80年代我发烧文学，终于有了些回报，发表了几篇小说之后，便从工厂调到了一家文学杂志当编辑，为该期刊百期纪念，受命到京约浩然等一些著名作家为刊物题词，便到月坛北街他家中找到了他，他当时刚从荣誉的巅峰跌落下来，题完词，交谈中显然不满于那时的文坛现状，他对当时某著名作家兼官员，颇有微词。认为作家不能当官有瘾的人。他言“文革”中他没害过人、整过人，对政坛也没太大兴趣，他只想从事他热爱的文学写作，听上去，他好像仍生活在过去。后来，我又和两三文友到三和县他新居看望过他，那时，他还没病重，行为举止与言谈都很利索，他老伴看上去反而身体要比他差一些。再后来，他应邀参加了《北京文学》主办的“她世纪与当代女性研讨会”。来时，他是被人搀扶着从车上下来的，那刻的中风病态已显露无遗。以后断断续续就听说他身体已彻底不行了，三番五次都闻言他快熬不过“今年”了。但他生命力是如此顽强，从听到这话起，他又挺过了七八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作品《苍生》的责任编辑写了一篇回忆他的文章，在赞赏他文学的成就、为人的品德外，字里行间也渗透了一些对他“文革”期间扮演的角色的赞叹，毫无批评之意，甚至略带肯定的色彩。并言作者发表时不能改动一字。于是，我便约作者来编辑部一谈，交谈中我问：“文革”那么多作家作品都被打倒了，只有浩然一人在《金光大道》，且作品中的主体意识是反对农民“发家致富”的，这本身就存有误区，怎么能一概肯定呢?作者后来接受了我的意见，允许删改若干并发表。2008年2月28日我同一些文化界领导、名流及众多他作品的爱好者、农民兄弟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并为他拍下了最后的遗容照片。

　　告别完浩然，我常想，浩然对我们今天的文坛意味着什么呢?也许意味着勤奋、天才、泥土、农民;作家、二流的政治家及自己也不能把握住的世事多变的受害者。而老舍如果挺过了“文革”初期的暴虐，到后“文革”时期，他会不会也被政治热情所感染，也去写一些赶形势、赶时髦的文字呢?因为在那个逆乱错位的年代，什么奇奇怪怪的事都可能发生。从另一个夹角去审视，浩然是在老舍另一团余晖中再生的。假若时光回朔，浩然如果生活在今天，他的文学天赋加之他的勤奋，或许会写出另一部《白鹿原》的，而老舍一定会有让我们去人民剧院流连忘返观赏的话剧佳作。但浩然对他过去“三突出”的文学创作方法，是难辞其咎的。他启蒙了一些文学青年，也把他们引入过歧途。他所不明白的是，他所追求的一些东西，已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成为历史。中央电视台收费电视开办了一个老故事频道，里面重播当年拍摄的《新闻简报》，这些作品无不展现着浩然新时期之前作品的历史风貌。浩然毫无疑问地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如何，浩然同老舍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作品仍会有它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