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土”不能安宁的事实。作为诗人和记录者，对此，我只能是心存一份愧疚，并对老书记的家人，以及那些再三被采访的对象，表示深深的歉意！
功高不改忠贞志，位尊难移公仆心。老书记有一种忠贞志，亦有一颗公仆心。这给我的创作，带来极大的鼓励。试验田、老书记、公仆、大柳水、党员、水稻、茶叶、救灾、农田、庄稼、粮食、农业科技、咖啡、水库、坡改梯、滇西粮仓……这些意象，始终贯穿在创作的整个过程里。
创作期间，得到了许多来自友情的支持，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我进行着热情的鼓励，不厌其烦地为我的创作鼓响“间接性”的掌声。友谊之水，沿着情感的流域，或轻缓、或激越地拍岸而来，为我的创作推波助澜。战友风波岛在博客里给我留言：“我担心你把自己要写的诗句写成完全堆砌形状的诗句。不是写不好，也不是没有投入情感，而是这种文学式样本身就不太适宜表现一位老人的事迹，你们偏偏选择了它。用一首诗去交代一个人的一生，搞不好就会成了分行的故事，甚者就是一本‘流水账’。我建议写这东东不妨在形式上创新一下，不要简单地用‘诗句’本身去分章节，干脆直白地加‘前言’，每一个章节事先简要交代一下‘故事’情节，然后立马‘写诗’，即用‘散文’叙事，用‘诗句’抒情，这样可以避免那些不方便歌赋的各种数据之类的字眼占据你的诗行，诗句就变得更纯粹了。这样，读者阅读老书记的事迹，一目了然。事是事，诗是诗。这样，作者讴歌老书记的故事，得心应手。歌是歌，赋是赋。不歌不赋，你用什么打动人心。这活计烫手，这活计熬人。不烫不熬，不是诗。仅供参考。期待作品！”
风波岛是真人、真心、真言啊。他给我真情关爱，伸给我一双温暖的手，给我出的是好主意。鉴于时间、空间的客观限制，没有按他的“高见”去进行创作，却心存感激。我还是拘于交代故事，没有大量使用比、兴、赋，进行修辞、抒情，文字就显得散化，在言语上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杨善洲的形象活跃在我感知的世界，存活在人们心灵的沃土里。长诗没有采用单句式排列，而是使用联句书写的形式展开，旨在用丰满的文字表面形式与杨善洲的整体人生厚度和善德善行的品质相一致。杨善洲不是神，是平凡的人，杨善洲却比平凡的人要纯粹许多。在创作中，我很注意彰显杨善洲平实的个性。弥留之际的杨善洲，一个普通而不平凡的共产党员，能够引起中央首长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是杨善洲的幸运，是保山人、云南人和全国人民的幸运。能够为杨善洲写作，我从内心深处感到自己也是幸运的！当然，我也知道，现实意义是长诗的最重要的方向，如果长诗凸显不了现实意义，那就是一部失败之作。
郁达夫在悼念鲁迅时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记不清是哪个国家的一位总统也说过，评价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他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他的人民选择了什么样的致敬，对什么人的追怀。追忆杨善洲84年的漫长人生旅程，一生都在低调做人，高标准做事。是一个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的真谛，读懂读透，牢记在心并一生付诸于行动和实践的共产党员。一生的付出和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一笔无价之宝。写长诗的过程，也是我不断完善自我人格的一个有机过程。创作的灵感、力量，来源于杨善洲对我的激励，老书记给了我一次灵魂重塑的机会。
在第二次集中采访的时段里，我依然匍匐在创作的小路上，断断续续地思考着、书写着。匍匐者，到底能走多远？在键盘上进行着自我的舞蹈，或卧姿装子弹，或跃起前扑，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