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期望“人类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E•M•福斯特在《天国之乐》中则更为直接地认为“诗是一种精神”。诗人传达给我们的是一种时代的精神，诗人坚守的是精神的至上、灵魂的高扬。行为的标准，道德的尺度再一次被时代重申，诗人在诗段中所宣谕的是一个基于逻辑的预言，在这个预言中，诗人创造力的极致表现为一种复合感染力的实现。“审美判断以审美感受为基础，而审美感受的主体应当有较高的悟性。”[④]正是厚实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审美判断力，使诗人完成了对于大意象的构造。最后，诗人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道德与诫律的终极之上——对于精神和人格的重铸。诗人在缅怀先贤的同时便自我扣问：“难道如数家珍的讲述，仅仅是讲述，而不能变成阻挡贪婪的金盾？那么，我宁愿缄口不言”，“难道奋笔疾书的抒写，仅仅是抒写，而不能化作痛击邪恶的利剑？那么，我宁愿冷眼旁观”。当诗人再次来到海边，面对着壮美而神秘的大海，他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的真理，明白了捍卫真理和守护精神的职责：“我知道，我是大海中，那最小最小的浪花一朵。我知道，我的声音在大海中，是极其微弱、极其微弱的一星。但这一朵一星啊，却是我献给大海最纯最真的赤诚”。

对诗人与诗作的定位，关联着情感与理智的坐标；而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以中允的标尺作为权衡的度量。尽管创作发生学意义上的灵感在破解诗人幽秘的内心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我们还是可以从高尚与卑微的区别中感知道德与人格的力量。一个伟大的诗人归属而又超越于他的时代，一部伟大的诗作填充而又探索着未知的域界。逻格斯不是诗人的定律，复杂而混沌的经验才是最终将生活引领向艺术的路标。为了还原哲理与智慧，为了记录信仰与虔诚，为了激活崇高与悲悯，为了传递震撼与感动，诗神一次次离去，又一次次归来；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群体、人生与命运，这些二元的范畴在诗神的迷狂中得到了第三种诠释，而我们的灵魂也因之完成了净化与升华。毋庸置疑，诗人的自我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瞬间的超验，创作者与接受者在旧梦的解析里达成了对于诗境的认同。不易察觉的是，相似的前置判断在某种意义上弥合了的主体的差异性，进而为诗境的生成提供了种种可能。诗人的天职，就是发现这种不同时代和同一族群所共有的人文传承，进而抛弃现世的判断，寻得永恒的价值。就此而言，诗歌的成就标示着一个民族意志与精神所能够达到的高度。诗人带给我们惊喜应是熟悉而又陌生的，它经得起沧桑的轮替，经得起反复的追问，它让我们反思，同时又让我们充满热情和希望。当我们的视线扫过王久辛《致大海》的最后一行时，诗人用诗段重铸的坚贞人格令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作者为：刘常  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04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