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处在舆论漩涡的中心，周啸天看起来却没有任何的尴尬与不适应。

　　对于网友“打油诗”的质疑，这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教授并不完全拒绝，而是习惯用诗人聂绀弩的“写诗完全不打油，等于自讨苦吃”来回答；而当被问及“烂诗”的批评时，他则抛出鲁迅的话应对——“有一样最能引读者于迷途的，是‘摘句’”。

　　“诗歌是很难有一个判断标准，对诗歌的欣赏都是唯心的。”文学期刊《当代》主编周昌义告诉记者，“人们看不上的，其实是那些不安安静静写诗，搞其他的人。”

　　据四川当地媒体报道，在获得王蒙盛赞的周啸天的书房中有一块是“王蒙图书”的专区。2002年，周啸天初识王蒙，当时写了一首《听王蒙讲座感赋》，连同另外几首诗，寄给了王蒙。2005年，出版旧体诗集《欣托居歌诗》后，也给王蒙寄去。后来，王蒙说：“我为他的诗写了评论，他和我与读者都挺高兴。”

　　实际上，在得知周啸天获奖的消息以后，如今是图书出版人的大卫找了更多他的古体诗来读，发现“没有搞出来的那么差”。

　　“可能跑得很快，但是还没到拿奥运金牌的程度。”大卫如此评价这位争议中的诗人，“写古体诗比周啸天好的人多得是。鲁迅文学奖没能评出更优秀的作品，应该好好反思”。

　　实际上，对于这一国家级奖项而言，改变已经开始发生。在第五届鲁奖开始对参评作品进行公示，“接受公众监督”以后，第六届又开始了“记名投票”的方式，“增加了评选的透明度，评委要对选票负责”。

　　但这并没有让围绕在鲁奖周围的争议稍有消散。除了诗歌以外，在报告文学单元，作家阿来的作品《瞻对》同样因0票落选，这让阿来愤而说出“我抗议”。

　　“公布票数对于文学评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但总要让公布票数产生的效果落到实处。”大卫说，“比如是不是有惩戒机制，对那些投票不负责的评委进行追责。”

　　而为了避免中国特有的人情社会可能对评奖产生的影响，大卫甚至建议把入选作品的姓名和出版社统统抹去，换成统一的编号，这样“打招呼都不知道找谁”。

　　“跑奖这事儿很难避免，但如果评奖机制没问题，发生的可能就小很多。”大卫说，“因此，这次争议对鲁奖未必是坏事，毕竟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但是，周昌义却并不看好这些评奖机制带来的变化。“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名利场。”这位资深的文学编辑说。在体制内，获得茅奖和鲁奖，都意味着在职称评比等一系列晋升中占据优势地位。

　　“一旦进入名利场，就只讲结果，不顾其他。”周昌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