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

陈平原

骆英

　　编者按：

　　诗和诗意，是一个美好时代的指针。一个生机盎然、和谐美好的时代，需要自己的诗人，需要涵养诗意。

　　网络写作便捷了，出版渠道丰富了，诗歌写作和发表的门槛降低了，诗人的潜在队伍似乎在扩大。与此同时，在大众文化盛行，物欲上扬的今天，曾经追求理想与浪漫、极致与美好的诗歌似乎淡出视野。为何诗作多了，而有影响力的诗人和作品却少了？能否期待诗歌创作高潮的再次到来？

　　诗人和学者在此进行真诚深入的探讨，表述思考。 

　　写诗的人多了，作品多了，好诗却少了，有影响力的诗人更少了——

　　时代呼唤诗歌的担当

　　谢  冕

　　诗歌是空前地活跃着并丰富着，有许多迹象都表明，当今的诗歌创作正处于史上最良好的时期。写诗的人多，作品更多，频繁举行的研讨会和首发式、层出不穷的诗集和诗刊、名目繁多的评奖和层次不同的诗歌节，在中国文艺界，诗歌可谓夺人耳目。即使是对当前诗歌激烈质疑的人，也很难无视和否认这些事实。特别是在举国哀伤的汶川以及玉树大地震中，中国诗人的声音可谓感天动地。

　　令人惊异的是，面对诗歌的这种局面，除了那些写诗的人在那里自我欣赏，在诗人圈子以外，却是赞誉之声甚少而不满的言谈居多。通常听人议论诗歌，有一种说法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另有一种说法是“诗多，但好诗少；诗人多，但有影响的诗人少。”说的可能都是实情。但是反过来看，诗人多，诗人写的诗多，总不是坏事，这说明在商潮滚滚中还有众多的人热爱诗歌，这种热爱至少意味着一种不俗的趣味。对“读诗的人少”的议论，也要加以分析：当下丰富的传媒手段夺取了众多缺乏时间以及更缺乏耐心的受众。一般说来，在匆忙的环境中匆忙地读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原也不必为诗歌的读者少而懊丧。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排除诗歌自身的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后，包括进入新世纪的这十年，诗歌创作的确存在一些盲点，一些误区。剖析这些盲点和误区，纠正一些偏见，共同寻求诗歌重新赢得读者信任的契机，从而释放我们的焦虑，无疑有助于新诗的前进。我本人对这一时期诗歌的评价，也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我认为数量多、产量大并不等于质量高、影响深远——热闹并不等于繁荣。事实是，我们在造就了丰富的同时，也造就了贫乏。因此，我一直强调：慎言繁荣。 

　　先说诗歌界重大现象的“个人化”。个人化取代群体意识，的确恢复了诗人主体的自由属性，从而使诗人的自我表现成为一种常态。诗歌创作的个人化无疑是对诗歌性质和规律的再确认。它象征着历经曲折之后的诗学认知的进步。诗人的自我省悟和内心开发没有过错，但是当这种倾向成为非此不可的潮流，其流弊就是显而易见的。诗歌个人化的成果确实被滥用并极端化了，它使一些诗人误以为诗歌的职责只在于表达个人内心的碎片，甚至形成了内心与外界的阻隔以至“短路”：相当多的诗歌忘却自身以外的世界，而只沉迷于自说自话，诗歌于是成为仅仅表现个人私语与梦呓的专用形式。

　　另一重大误区是在诗的语言和形式方面。新诗建立之后对于诗的音乐性与节奏感的忽视乃至取消，这已是一个历史陈案，松散而直白的语言荡涤了诗歌本有的意趣与韵味。后朦胧诗时代对口语化的片面提倡，加速了诗歌的语言平面化与粗鄙倾向，诗歌创作中充斥着“今天我去找你，你妈说你不在”之类的所谓诗句。诗歌在一些人那里已变成“最容易的”文学手段。这些所谓的口语诗把新诗仅存的一点诗意剥夺殆尽，人们有理由怀念并呼吁本来属于诗的那些优美的语言、高雅的意境、悠长的韵味，以及鲜明的节奏，这些诗的基本属性的回归。

　　的确，诗歌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尊重这种写作的独特性，是维护诗的神圣感的最起码的准则。但尊重个人对于世界的独特感悟，并且尊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对于写作的处理方式，绝不意味着诗人可以忘却并且拒绝对于社会的关怀。所谓的写作的冰点或零度状态，或者所谓的“诗到语言为止”，都是一种观念的歧误。诗以个人的方式感知世界并承担对于世界的思考和启悟，诗绝对不是语言的游戏或所谓的“手艺”。诗到底是情感的，更是精神的。

　　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着活力。你可以在我们的前进中找出种种的弊端，但却无法否认它在前进这一基本事实。这是一个产生奇迹同时也产生着问题的生活现场，人们可以无视这个日益丰富的事实，但却无法否认这一丰富而又复杂的年代——它生长着有异于以往任何年代的特殊的气质或者精神。时代呼唤着诗歌的关注和承担，也期待着这一时代的精英通过他们个人的领悟，概括并展示这一时代动人的脉搏和心跳。

　　所有的人都无法脱离他的时代。不管你如何声称你只为未来写作，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所有的写作都是当代的写作，由此类推，所有的诗人也都只能是当代诗人。惟有忠实于当代生活的诗人，才有可能影响于后世。而这种影响首先是因为他创造性地保留了他所从属的时代的体温和气息，屈原如此，李白如此，陆游也如此。一个诗人回避了他所经历的时代生活，他充其量只是一缕飘散的云翳，时代过去了，什么也不会留下。

　　（作者系诗歌理论家） 

　　诗歌的未来与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

　　诗歌乃大学之精魂

　　陈平原

　　我曾经说“大学是个写诗、做梦的好地方。” 这当然是有感于中国大学之过于“实在”。事后有人激赏，有人则嘲讽，说是误导青年，使其不愿面对“惨淡的人生”。可我至今不反悔。是的，总有一天，这些心比天高、激情洋溢的青年学生，也必须融入社会，为生活而奔波，甚至为五斗米而折腰，但大学期间的志存高远以及浪漫情怀，希望不要过早失落。

　　无论古今还是中外，诗歌与教育（大学）同行，或者本身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日益世俗化的当代中国，最有可能热恋诗歌、愿意暂时脱离尘世的喧嚣、追求心灵的平静以及精神生活的充实的，无疑是大学生。因此，大学天然地成为创作、阐释、传播诗歌的沃土。

　　毫无疑问，诗歌需要大学。若是一代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远离诗歌，单凭那几个著名或非著名诗人，是无法支撑起一片蓝天的。反过来，若校园里聚集起无数喜欢写诗、读诗、谈诗的年轻人，则诗歌自然会有美好的未来。这一点，早已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证实。正是无数诗歌爱好者形成的海洋，积聚着巨大能量，随时可能因大风鼓荡而“卷起千堆雪”，让今人及后世惊叹不已。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另一面，那就是，大学需要诗歌的滋养。专门知识的传授十分重要，但大学生的志向、情怀、诗心与想象力，同样不可或缺。别的地方不敢说，起码大学校园里，应该是“诗歌的海洋”——有人写诗，有人译诗，有人读诗，有人解诗。为一句好诗而激动不已、辗转反侧，其实是很幸福的。在这个意义上，不管你念的是什么专业，在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的校园里，与诗歌同行，是一种必要的青春体验。

　　梦总有醒来的时候，但从未做梦的人，其实很可怜。能否成为大诗人，受制于天赋、才情、努力以及机遇，但“热爱诗歌”，却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拘牵。因痴迷诗歌而获得敏感的心灵、浪漫的气质、好奇心与想象力、探索语言的精妙、叩问人生的奥秘……所有这些体验，都值得你我珍惜。即便从不写诗，只是吟诵，也能让你我受益无穷。老一辈学者中，许多人晚年身体不好，视力欠佳，以吟诵诗篇为乐。或许，有了诗歌，就有生机与活力，心里就能充满阳光。

　　现代中国大学，注重的是专业教育，且强调“与市场接轨”，我担心其日渐沦为职业培训学校。而这，有违人类精神摇篮的美誉与期待。或许，除必要的课程外，我们可以借助驻校诗人制度、诗歌写作坊、诗社以及诗歌节等，让大学校园里洋溢着诗歌的芳香，借此养成一代人的精神与趣味。因为，让大学生喜欢诗歌，比传授具体的“诗艺”或选拔优秀诗人，更为切要。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诗歌成为歌谣或者顺口溜——

　　诗歌走到了一个门槛

　　骆  英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另类回归。对民族的困境和国家进步的渴望，化解成以“四个现代化”为背景的集体叙事，诗歌作者对新时期的到来充满了热情。然而，当代诗歌仅仅是在那个年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角度。之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随着中国社会迅速步入市场经济，诗歌和诗人就迅速被边缘化、世俗化了。关于诗歌写作的方向和方法曾出现过几次大的争论，如先锋派、学院派、草根派之争等。之后，诗歌创作被消解了。蓬勃而来的是以互联网、荧屏为主的大众文化——诗歌被摘下了桂冠，诗歌的神圣性和神话性失去了魅力。

　　无论是网络写作还是民间印刷出版，增多的发表渠道并没有让诗歌回归往日的兴旺。一些专业诗刊的发行量迅速萎缩，例如《诗刊》杂志从上世纪80年代最高峰时50多万份的发行量缩减到如今的4万多份；一部分文学性刊物，例如《人民文学》上诗歌刊发占整本刊物的比例从10年前的约9%缩减到如今的约6%。这与社会的发展阶段有关。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商业性是对诗歌的最大稀释剂，摆在书店畅销书位置的不再是诗集，而是流行小说、经济学之类的图书。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社会不再有运动型的激情，不再具备大跃进式的全民诗歌写作潮流的基础——诗歌作为一种高雅、唯美的艺术形式本身回到了它的美学本体，因而也就摆脱了大众化和普及化。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诗歌的现状是向中国诗歌正常化的一种过渡，毋庸焦虑。实际上，近10年来，对中国当代的诗歌关注始终不缺少眼光。以最近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的成立为代表，全国高校中所设立的中国诗歌研究机构不在少数，超过60%的高校成立了与诗歌相关的社团组织，这是诗歌存在的一种有力证据。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期待或怀念近百年来运动式的、全民写作的诗歌场景了。

　　另一方面，网络的出现和写作的自由造成了当前诗歌作品丰富的假象。诗歌的概念是要被严格界定的，不能说谁写的都是诗，也不能说谁写诗谁就是诗人。当下的大部分作品，应该被归之于歌谣或者是顺口溜一类——真正的诗歌和诗人少之又少。与此同时，很多人怀念的是“大跃进”时期的红旗歌谣、“四五”天安门事件时呐喊式的口号，或者受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格式化的影响，把一些警句式的表达作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正在与大众写作、歌谣式写作区别开来。这也标志着中国的当代诗歌走到了一个百年门槛，那就是如何回到母体的怀抱、培育出真正的诗人以及诗歌来。 

　　（作者系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