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对延安民主和革命的向往，贺敬之和四名同学在春天的晨雾中，悄悄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延安的一切在贺敬之的眼中是那样的新鲜，潺潺的延河水，巍巍的宝塔山，满脸笑容、身穿灰色军装的人们，这一切把他领入了一个新天地。到了延安，贺敬之交了自己在来延安途中写的组诗《跃进》，正是这组诗显现出他在诗歌上的才华，使得鲁艺文学系的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了他。

　　《讲话》精神滋养的才情

　　在延安，贺敬之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养份，舒展着自己的诗情。在鲁艺，周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周立波的《名著宣读》课、何其芳的诗歌课是那样的精彩，让他感到，知识的海洋是如此广阔，有如此众多的美丽浪花。那时候，延安经常举行一些诗歌朗诵会，贺敬之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他写出了《自己的睡眠》、《十月》、《雪花》等诗歌。1941年，日本侵略者疯狂地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受时代的影响，贺敬之的创作视角逐渐深入到阶级的苦难中，他接连不断地写出了许多关于农民题材的诗篇，《小兰姑娘》、《红灯笼》等作品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但是对贺敬之创作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的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中国文艺史上出现的一次伟大历史事件。贺敬之认为，《讲话》是在总结了“五四”以来，包括根据地以及苏区乃至国统区等地的革命和进步文艺的实践经验上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纲领，是宏观的社会主义文艺学。《讲话》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式，满足了贺敬之的思想理论的需要。

　　《讲话》发表后，根据地开始了新秧歌运动。1943年到1944年贺敬之一直为秧歌队写歌词，担任秧歌剧的文字执笔，也单独写了一些秧歌剧。贺敬之在这个时期创作了不少歌词，传唱至今的歌曲《南泥湾》就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为慰劳三五九旅而创作的。创作于1943年的歌曲《翻身道情》，真实而生动地传达了陕北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闹翻身”的火热情感。由于这首词没有署名，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地地道道的民歌。这个“误会”恰恰证明了作者深入陕北农民生活，体验陕北农民情感，学习陕北农民语言的成绩。贺敬之已经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他们对新生活的新感受。贺敬之还写过小秧歌剧《瞎子算命》、《拖辫子》，中型秧歌剧《周子山》。

　　说到秧歌剧，就不能不提到歌剧《白毛女》。贺敬之说，创作《白毛女》是在1944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他参加文工团已有两年时间，是在经过深入生活和参加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接受创作任务的。当时，周扬和张庚提出要以“白毛仙姑”的传奇故事为题材创作一个表现人民斗争生活的，具有创新意义、民族化、群众化的新歌剧。《白毛女》虽然有现实的故事作为依据，但是要把它转化为艺术作品，需要创作者具有深厚的功力和艺术创造力。《白毛女》上演后，反响非常强烈，观众们不住地擦眼泪，哭成了一片。在那个年代，《白毛女》以它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使得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受蹂躏的中国劳动群众产生强烈的共鸣。它不但在当时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以其永恒的艺术魅力感染、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贺敬之以他的诗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