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从事公务员工作和写诗不矛盾。官员热爱文化本来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双重身份在一个人身上不是非此即彼，例如诗歌创作需要真情，对老百姓的事，我们也要付出真情实意去办。”

　　羊城晚报：作为一名业余创作者，您取得的成绩是非常令人惊叹的。这是自身的天分、勤奋使然，还是与您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有关？

　　车延高：我从1977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一直没断，出版了《日子就是江山》、《把黎明惊醒》、《向往温暖》三部诗集和一部散文集《醉眼看李白》。在诗歌创作方面，我确实占了一些便宜。

　　中国现代新诗走了近百年的路，出现了一大批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他们都是没有收过我学费的老师，为我搭起了一架又一架的梯子，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创作，这是我今天能写出一些自己满意作品的重要原因。另外，这次评奖是以三年内出版的一本诗集参评，最近三年的作品要占三分之二，这样就把一批优秀的诗人挡住了，从这个角度讲，我也占了便宜。能否得奖是由评委们决定的，作者的意愿和身份不可能强加给评委。

　　羊城晚报：“成为诗人”与“身居高位”会有矛盾吗？获奖后被文学界人士质疑是否因官得名，又可能被官场中人质疑是否不务正业，觉得委屈吗？

　　车延高：我认为，从事公务员工作和写诗不矛盾。官员热爱文化本来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自古就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官员热爱文学，搞业余文学创作其实也自觉养成了一种可持续学习的能力，有利于丰富学养，提高综合素质。从这方面来看，我觉得官员业余写作其实也是“务正业”，因为对官员的要求是既要有执政能力，也要有执笔能力。如果有更多的公务员加入文学创作的行列，这比边缘、冷漠、远离文化要好。当然，我既然选择了业余文学创作，就不能太爱惜自己的“羽毛”：工作我要尽心尽力做好，业余文学创作我也要坚持。

　　羊城晚报：一面是理性的官员、一面是激情的诗人，在公众眼中这有点“分裂”，这种矛盾存在吗？

　　车延高：写作时我会从官员的角色里跳出来，我曾说过“进入文学创作我就是个‘独行侠’”。官员这个角色不可能给诗人带来想象力和灵感，在创作中我要力求自己手中的笔服从艺术创作的要求，在这时候，职业身份和业余作家是没有关系的。双重身份在一个人身上不是非此即彼，例如诗歌创作需要真情，对老百姓的事，我们也要付出真情实意去办。
羊城晚报：会触及“负面”题材吗？

　　车延高：有啊。我写的揭露性的东西其实也不少，只是这本获奖的诗集里没有太多收入。此外，我有很多写底层生活的作品都是带着真情实感去写的。一是我自己也来自基层，二来我也有很多普通老百姓朋友。接触他们，既可以收集文学的素材和灵感，也能知道他们对于公务人员的期许。

　　羊城晚报：从公众的反应来看，人们其实是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某些不满，对文学奖公信力的质疑以及对官员的普遍成见，都投射到您身上了。这样一股怨气，是否让您措手不及？

　　车延高：网上对我的评论扑面而来，开始确实是始料未及，压力很大，但对这种反应我能理解。一是事情发端于一个误会，就是《徐帆》这首诗没能完整地流传，自然要引起争议。二是网络效应使然，容易形成热点。三是社会上确实存在权钱交易、权利交易的腐败问题，容易引起大家的猜测和不满。事情发生了，我的态度是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