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一天的大会发言中，大家又谈了对这样的翻译实践的感想。

我在发言中说，与其他诗友尤其是美国诗人的同台翻译实践，使我恍若看到了古代“译场”的灵光一现。 自汉末至北宋（公元二世纪末至十一世纪中）前后近九百年，佛经翻译差不多完全采用的是一种叫做「 译场」的方式。这种译法有两大特点，一是分工合作，二是讲译同施。佛经 译场当然设立于寺庙，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佛学教育机构，精通梵文的高僧与一字不识的沙弥都可参加，高僧宣讲，沙弥听学。隋唐以后，“ 译场”转为精干的专家群体的小型翻译作坊，几人或者几十人在同一个经堂里翻译同一部经书。这是一种集体性的翻译行为，集中了参与者的智慧、学养、经验与手段，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个人翻译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现代诗歌的创作也许不能集体化，但翻译是可以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有优势。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重译同一部作品（一般是文学名著），交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每一次重译当然能解决以前译本中留存的一些问题；但这是一种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浪费。“ 译场”等于是把不同时代的重译行为共时化，能够在初译时就解决掉许多问题，甚至能一次性造就一部翻译经典。许多佛经译本之所以能在千年之后依然站得住脚，成为“四库全书”的组成部分；就是因为“ 译场”的高质量保证。宋朝之后，“ 译场”基本上就不存在了。这恰恰说明，佛经在那之前已经有了完善的译本，“ 译场”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在国内的某些场合曾表达过“ 译场”的羡慕和怀恋，希望在大学里讲授翻译课 程的教授翻译家能够与同仁和学生一起重建“ 译场”，佛经不需要译了，但其它需要翻译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没曾想，远赴美洲幸遇了“译桌”——“译场”之具体而微者。

其实，我出洋出席诗会，非常想与美国诗人进行直接交流。 2004 年“首 届国际现代汉语诗歌研讨会”的遗憾就是几乎没有美国诗人参加，这次有了几位，举行了中美诗人关于创造性写作的对话，大家同台读诗、谈诗、译诗；这些美国诗人虽然都是年齿较长者，我跟他们交流的时间也不多，但相谈甚欢，互赠了各自的一些诗歌资料，以待互相进一步的了解。

为了让我跟美国诗人有更加实质性的交流。诗会结束之后，在 张子清教授的穿针引线下，美 国教授诗人罗杰·马丁驾车一个半小时由毗邻波士顿的新罕布夏尔州来接我，到基恩市乡下呆了两三天， 马丁先生是美国新田园诗派的灵魂人物，通过他，我对这个诗派有了深入的、切实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