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雨，从1976年在《诗刊》担任编辑，直到现在担任副主编，经历了《诗刊》30年来的兴衰；原《诗刊》编辑王燕生，第一届“青春诗会”组织者，见证了顾城、舒婷等的成长。昨日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作为《诗刊》的两位“前辈”，他们无不对逝去的繁华充满着怀念。
　　东方早报（以下简称早报）：还记得你当时进《诗刊》的情形吗？
　　李小雨（以下简称李）：我是1976年7月到《诗刊》的，在《诗刊》已经工作了快31个年头了。当时《诗刊》刚刚在1月复刊。当时的《诗刊》有三个版本，一个是纸质印刷版；一个是街头版，把《诗刊》杂志上所有的诗抄写在五六米长的纸张上，然后挂在街头；一个是诗歌朗诵会。
　　早报：当时你对哪个诗人印象最深？
　　李：当时我对舒婷和顾城印象最深，顾城像个小孩，灰布的中山装，是个没有工作的木工；舒婷是厦门灯泡厂的工人。
　　早报：《诗刊》对中国诗歌的作用是什么？
　　李：粉碎“四人帮”之后，《诗刊》成了当时中国诗坛的重要阵地，它提倡说真话，对历史进行反思批判，并为年轻人提供发表诗歌的机会。1980年代的《诗刊》与1980年代的诗歌进程是同步的，尤其在“朦胧诗”的发现和推广上，《诗刊》功不可没。而著名的“青春诗会”是全社会对“朦胧诗”讨论的产物。
　　王燕生：“青春诗会”产生的大背景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在拨乱反正之后，艾青、邵燕详等老诗人重新焕发了青春，突然的创作热情迸发，然后一大群青年诗人冒了出来，所以那个年代是中国诗歌的节日和狂欢。现在的“青春诗会”以主动报名为主，这点比较遗憾。
　　李：1980年10月，《诗刊》发表了“青春诗会”专刊，著名的诗歌有《中国，我把钥匙丢了》、《暴风过去之后》等。
　　早报：上世纪80年代初全民皆诗，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现象的呢？李：禁锢了十年头脑，大家都有许多话要说，被压抑的情感需要倾诉，对1960年代的政治需要反思，对爱情需要歌颂，诗歌就迸发出来了。而诗歌也开始重新回到诗歌本身，回到个人本身。
　　早报：那导致诗歌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诗歌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关注点开始转移，更关注经济，而可供选择的精神读物也增加了，诗歌不再是主要选择，此外人们也更加浮躁了。新诗从“五四”以来，一直在摸索中，到底怎么走，没有人知道，所以诗人很难。
　　中国诗坛其实最大的毛病是，我们的诗人关注个人太多，关注琐碎的细节太多，我一直希望中国的诗人应该把自己的创作与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比如人与自然、战争、灾难等，这方面的诗歌几乎没有。
　　早报：《诗刊》现在发行量只有数万册，这可能就是中国诗坛的写照，你对《诗刊》的未来持什么态度？
　　李：中国诗坛这几年很平静又很多元，所以《诗刊》也只会平静地发展，在平静中坚持自己的品格。 （记者 石剑峰）来源：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