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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追求与文化旨趣

——评柳忠秧的《岭南歌》


作者: 李遇春  来源:人民日报  责编:周占林  日期:11-12-06 21:43:11  点击:


诗性;说《岭南歌》是“史诗”,强调的是《岭南歌》的史质;诗性与史质,二者不可偏废,倘若能融会贯通,可谓“诗之史”或曰“史之诗”矣。《岭南歌》写岭南史,咏岭南文化,其根本旨趣在以岭南文化史做载体,借以弘扬岭南文化的精神,抒发诗人对岭南文化的崇拜之情与认同之感。在诗人的眼中,“渊远流长、源出马坝”的岭南百越文化,自汉代以降,便融合了汉风楚韵、儒家禅宗的文化精髓,呈现出开放的文化胸襟。
如果说全诗的第一节以写景开篇,显示出宏阔的视野的话,那么第二节则奠定了全诗的文化基调。随后在壮美的南国风光的书写中,诗人徐徐拉开了岭南文化寻根的序幕。第四节写岭南古代文化的形成与变迁,从南越王赵佗的文治武功,写到明末悲壮的东莞人袁崇焕;中间重点礼赞了确立经典“汉学”的“三陈氏”(陈钦、陈元、陈坚卿),颂赞了在南国独创禅宗、开辟中国文化新局的六祖惠能,礼赞了领唱盛唐之音的一代诗相张九龄,还为明代硕儒,广开文教的“白沙先生”陈献章送上了一瓣心香。不难看出,诗人在选择岭南古圣先贤的时候,看重的是先哲的文化贡献与精神遗产,而不是过眼云烟式的所谓政绩;看重的是永恒而不是昙花一现。同样,在第五节写岭南近代风云人物谱系时,诗人看重的也是在那个民族灾难时期,岭南人所展现出的文化气度和民族胸怀。康、梁、丘、黄,他们都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豪杰之士,是他们的出现,使整个中国近代史一下子变得无比生动了起来。第六节主要写异乡人在岭南所谱写的历史壮举与流风遗韵。从东晋的道教大师葛洪到唐代的文豪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再到北宋的大儒周敦颐和旷世奇才苏东坡,乃至于南宋末年的“岭南三忠”(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还有清末民初抗击外侮的一代名将关天培,厉行新政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等等,这些外来者的到来使岭南文化变得更加厚重而丰盈,尤其是给岭南文化嵌入了沉郁悲壮的底色。第七节描绘民国时期岭南大地上的壮士英杰,诗人超越了狭隘的政治视野,从文化的视角平等观照国共党史上的英雄们的丰功伟绩,如“陈济棠称雄南天,建设粤海;叶剑英经略华南,宽济民生”,这样联语般的诗句颇具匠心,隐含了诗人实事求是的历史胸襟与文化气量。
事实上,《岭南歌》中像这样的骈词俪句还有许多,由此可见诗作者在诗体上的艺术取向。我以为,《岭南歌》属于新辞赋体,这种诗体的最大特点即“外散内律”。比如郭小川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名作《青纱帐——甘蔗林》、《夏门风姿》、《秋歌》、《团泊洼的秋天》等,都是自由体与格律体、长句与短句、散句与偶句相结合的典范,在诗体上显示了现代与传统的一种融合趋向。就《岭南歌》而言,全诗的每一节,或每一节的每一段,或每段的行数与每行的字数,都采用了并非整体划一的处理,从而在整体的诗行建制上给读者一种豪放不拘的印象。这是外在的散文化或者自由体的印象,表明了诗作者有意打破古体诗与新体诗的诗体界限的一种努力。全诗中既有古体诗中常见的四言句、五言句、七言句,也有不常见的三言句、六言句、八言句、九言句。但这种句式的多变中又隐含了一种整饬的美,因为诗作者在遣词造句上特别重视排比与对偶,有的诗节纯粹由一幅幅的联语所组成,有的诗节由多首对仗式的七言小诗构成,使全诗如同锦绣华章,具有铺排的赋体美。但诗人绝对不墨守成规,他在整齐中始终在寻找变化,经常会有意地造出一些旁枝逸叶般的句子,打破格律体的板滞,恢复自由体的灵动。在骈词俪句上,诗人并不过多地采用传统俪体文常见的“四六”句型,而是大量地穿插使用“四七”、“七四”、&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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