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诗可以怨”的传统，孔夫子说这话的意思是：诗歌可以用来表达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怨诽。清初大诗人、史学家赵翼则反过来说：“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意思是：国家遭受不幸的时候，能激发诗人的斗志和灵感，从而创作出更多有气节、有灵魂的壮美之词。沧桑，即沧海桑田，比喻世事的多变和巨变。诗人如果敏感到沧桑，那么写出来的必然是好诗。

但是，国家的不幸会使诗人遭遇更多的沧桑和无常。“国家不幸”不会导致“诗人幸”；恰恰相反，它导致的是诗人的不幸。文革中我们的国家可谓大不幸，有几个诗人能幸（免于难）呢？事实上，国家的幸与不幸与诗人命运的臧否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诗人天生的极端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以及反抗意志，即使在所谓的承平、中兴、安居乐业的盛世，如汉初的文景之治时代、唐初的贞观之治时代、清初的“乾嘉盛世”时代，司马迁、李白、查初白等谁分享到了国家的幸福呢？大量的诗人在国家繁荣昌盛时也遭受了下狱、流放、杀头、诛灭九族等灾难；一为诗人就别想荣华富贵，你想荣华富贵就别当诗人。孔夫子说，世无道，富且贵，不足取；世有道，穷且贱，亦不足取；那是他妥协中庸的一面。诗人所不齿的就是妥协和中庸。即使在有道之世，由于那所谓的“道”跟诗人心目中的“王道”、“圣道”相差甚远，往往带有很大的粉饰性和欺蒙性。真正的诗人在任何时候都能洞察并警惕这一切。再加上特立独行的个性，他怎么可能被招安呢？任何统治者在觉察可用之人或物不能为己所用时，都会采取打压政策，直至从肉体上消灭对方，以防止为他人（包括当事人自己）所用。

也许说“国家不幸诗歌幸”还更有根据些。因为在一个不幸的国度，诗人鸣放的危险性更多、更大。一方面，诗人要用诗歌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改良的愿望；另一方面，吸血鬼似的诗歌不管国家、诗人幸与不幸，它都要养肥自己，战争、动乱、天灾人祸对它来说，可能都是上佳的养料。诗人所承受的苦难越多，他的诗作会越有力、越杰出、越丰富，而国家的不幸则是诗人苦难的“温床”。

不过，国家、诗人、诗歌三者的命运虽然相互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纵观中外历史，如果极而言之的话，治世的诗还是要强于乱世之音。中国诗歌的高峰在盛唐，英国诗歌的高峰在伊莉莎白一世时代，这都是明证。让我把那个公式阐释得更加具体、准确些。国家的绝对强盛肯定会产生诗歌的繁荣，而作为两者之间的中介的诗人则未必幸运；国家的衰弱必然会导致诗人的苦难，而作为最终结果的诗歌则未必式微。

最后，我想表白的是，如果国家真的繁荣富强，人民真的安居乐业；我宁愿没有一个诗人没有一句诗。作为一个诗人的写作理想与国家人类的大同理想相比真的是微不足道。